儿童扰乱公共秩序后的厌童情绪：对不宽容者不应宽容

蒋新宇 中国网评论员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一航班上有两名女乘客因忍受不了机上一岁多的小女孩哭闹，直接把小女孩从奶奶身边强行带走，关到机舱厕所“立规矩”。

8月26日晚，吉祥航空发布情况说明称，该儿童旅客与祖父母共同出行，飞行途中儿童持续哭闹，为避免打扰到其他旅客休息，在其祖母的同意下，两名旅客将儿童抱至洗手间教育，过程中儿童的祖母一同前往并在洗手间门口等候。航司已通过电话与儿童母亲进行情况核实，儿童母亲表示已从祖母处知悉完整事件，同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警方口头教育了幼童的爷爷奶奶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幼童父母，并未对两名陌生女子做进一步处理，“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我们就会处理。经过了他们同意，我们确实就不好说什么了。最后核实下来没什么大问题”。

该事件的信息相对完整，存在事实错误的可能性较小。视频发布后，迅速引发网络热议，“如何对待公共场所儿童不遵守公共秩序的行为？”“如何看待两名女乘客以关禁闭的方式对哭闹的儿童立规矩？”等成为舆论主题。

儿童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交通上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十分常见。如何处理此类行为法律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于造成的损失，应由监护人承担赔偿的责任。

违反治安管理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反过来说，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享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法律豁免权，不必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况且，该事件中还是一名1岁多的幼童，更不必为自己哭闹打扰其他乘客休息而负责。当然，该事件中1岁儿童监护人——祖父母有管教责任，但面对1岁多儿童，合理的管教手段有限。而事件中女乘客在其监护人的同意下，把1岁儿童关到机舱厕所“立规矩”不仅不是合理方式，还有可能构成虐童行为。

《未成年保护法》《刑法》对虐童行为的认定分为四类，分别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其中精神虐待包括辱骂、恐吓、威胁、藐视、排斥儿童，导致或可能导致对其身体发育、智能、情绪、心理行为等各方面发展产生明显的伤害，都属于精神虐待。显然，把1岁多儿童关起来威胁“你什么时候连续3分钟没有哭，就什么时候带你出去找奶奶”（当事人自述）的行为，已导致或可能导致对这名1岁多儿童的情绪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也即是说，把1岁多儿童关起来“立规矩”即使征得监护人同意也依然有可能构成虐童，更何况《未成年保护法》、《刑法》等对虐待儿童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主要针对的就是监护人。这也是警方为什么要口头教育儿童祖父母，以及表示“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我们就会处理”的原因。

事件发生后，主流观点呼吁对儿童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持宽容态度，而也有观点对此并不认同，持不宽容态度，甚至采用“熊孩子”等歧视性词汇，发布“我看见小孩就烦，不管乖不乖”“平等地讨厌世界上的每一个小孩”“管不住的小孩就不该出生”等极端言论。厌童情绪在网络上迅速蔓延，乃至演化为“反婚反孕反童”思潮，这类思潮自认是对结婚生子传统观念的反抗，实则有违婚姻自由、生育自由精神，也违背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包容精神。

人类是社会化动物，社会生活不应也无法讲求一致性，“宽容”不仅是个人美德，也是人类进行社会生活的必备技能。诚然，“宽容”存在悖论：哲学家波普尔说，如果连不宽容都宽容，如果在不宽容攻击宽容社会时仍然选择宽容，而不是保卫宽容社会，那么宽容就将被消灭，被不宽容所取代。极致的宽容导致不宽容。这就是宽容悖论。而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必须为宽容设置“红线”：对不宽容保留不宽容的权利。

套用马克思的二分法，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如果宽容面对不宽容时，对方使用的是批判的武器，那么应当对多元观点保持宽容；如果对方使用的是武器的批判，那么应当坚决切换到不宽容，以不宽容对不宽容，以武器的批判对付武器的批判。否则，批判的武器遇到武器的批判不堪一击。该事件中，女乘客对儿童的哭闹，以不宽容的态度使用了禁止人身自由和威胁等暴力性的“批判的武器”，因此，该女乘客的做法不应被宽容。讽刺的是，视频是由涉事女子自行发布，并自诩为好人好事。

厌童情绪、“反婚反孕反童”思潮本质上是对儿童秩序意识不健全的不宽容。对这种不宽容有必要采取不宽容立场。此外，现实中，当宽容遇到不宽容，宽容往往处于劣势，被不宽容压制，不宽容者利用宽容者的宽容占据上风。因此，在宽容和不宽容的博弈中，有必要提前为不宽容设置限制。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宗教改革瓦解了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所谓政教分离就是将自带不宽容属性的宗教教义与权力分割，为不宽容去势。

当代道德哲学大家罗尔斯说，必须坚持宽容，因为不宽容的社会不值得过，我们应该坚持宽容直到再也坚持不起为止。那么，什么时候坚持不起呢？当不宽容一方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对暴力支撑下的不宽容和不宽容支配下的暴力要不宽容。

编审：唐华 张艳玲【责任编辑：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