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警匪剧表达登上新高度，《黄雀》做对了什么？

近两年，国产剧“卷生卷死”，卷出一部《黄雀》，方知一切都是值得的。

全剧没有注水的剧情，甚至没有一个废镜头；没有一个无用的人物，甚至没有一个脸谱化、刻板化的人物；没有一场智商掉线的戏，全程紧张。

短短二十几集，两个时空交错，竟勾画出最后的“现金时代”社会面貌，把观众带回九十年代中期和二十年代初。

《黄雀》从人物塑造，案情设计，情感表达到服化道细节严丝合缝，交织出高级感。而警匪博弈只是外壳，人性叩问才是内核。在强情节与强人物的交织下，人性表达全然令观众共情。

这部没有流量加持、不靠噱头营销的黑马剧，凭借扎实的剧作和新颖的视听表达，让爱奇艺再添一部口碑力作。

《黄雀》印证了爱奇艺对高品质类型剧的精准把控，为国产警匪剧带来了一个“升维样本”。

｜内容突破：警匪剧的“人性实验场”

好的剧作，故事应该跟着人走，应该跟着人物的选择走。

作为既有主线，也有群像表达的警匪剧，《黄雀》在多线叙事和的人物刻画里，将人物放在叙事中，让他们的选择生成了故事，同时也让观众进入了故事。

观众总是好奇，警察与盗贼之间，将会如何选择，如何博弈，成为这部剧最大的魅力。

《黄雀》故事情节有两条主线：

回溯1994年的大源，郭鹏飞在年轻时如何长线追捕“金角银角”犯罪团伙，“弄丢”了未婚妻；

十年后，听闻未婚妻在荔城，郭鹏飞调来荔城火车站派出所，在扒手最猖獗之处，破获“兼职盗贼团”的案件，也逐渐顺藤摸瓜，找到了人生早已焕新的前未婚妻。

1994的大源故事，放在片头，2004的荔城是“正片”。这种利用片头穿插时空的叙事方式，与美剧《风骚律师》的戏剧表达如出一辙。

不止郭鹏飞，《黄雀》的主创，在剧中几乎关注了每个重要人物的成长或堕落的选择与理由。

警察花姐抓了晓丽的小偷父母，选择抚养晓丽长大，视如己出；医生锲而不舍寻到瘫痪弟弟，选择屈服于表匠“佛爷”给弟弟提供医生和康复资源，成为犯罪团伙中的“大脑”；大小春是聋哑人，选择跟随表哥做扒手……

在扣人心弦的反扒情节、犯罪过程与追捕情节中，这些人物的成长和欲望流动，每个角色都有动机与挣扎。所谓人生没有“不得已”的善恶，每个选择都是自我的投射。而观众的情绪也随着人物的抉择与命运起伏，时而难过揪心，时而慨叹唏嘘。

《黄雀》里的警察与盗贼在法律与立场上完全对立，但共享在相似的生存环境中：

警察的手机也会欠费，警察也要借钱为炒股亏损的妻子还债，警察也会对青春期的小孩教育有些无措；

作为盗贼，医生对病人下手固然可恶，面对带孩子看病的老乡她也曾伸出援手，小偷小摸的老董想买药给母亲看病；贼也有阶层之分，最低级的会被夹断手指。

《黄雀》没有美化任何犯罪，这部剧的人物叙事里，是用探讨人性的弱点和选择的代价，呈现了复杂而真实的警察和盗贼的形象。

｜创作手法：“新颖视听质感”的艺术表达

导演卢伦常的视听语言，在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上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她用抽丝剥茧的细腻感去布局，清晰地呈现出扒手、盗贼犯罪过程，及警察在二十几年前，如何布局，在人赃俱获的状况下抓捕罪犯。

这种克制的写实感更见功底。

时空调度上，导演常用相同的道具、场景进行过场，几乎每一次都是精心设计，毫不突兀。

剧本中有一段心理戏：医生每次打好饭，要穿过火车站广场，走得很慢，观察环境，选择犯罪目标。

导演没有用旁白或OS，而是通过医生、广场全景、“特效”留下医生和她选择的犯罪目标、回归人流，四个镜头表现；而医生进入表匠的犯罪团伙时，导演用“天空中，一块乌云盖住了医生的头顶”来表现。

全剧类似这种带有暗喻意味的视听表达，比比皆是。不用旁白解说，用动作和视听语言，引导观众参与到剧情中，跟随导演给信息的节奏拼凑剧情真相。这种智商全然在线参与感，观感非比寻常。

同时《黄雀》如美剧的节奏感，结构紧凑，一集《黄雀》堪比普通国产剧好几集的容量，根本无法倍速看，观剧时多巴胺持续分泌令观众欲罢不能。

编剧王小枪的“背面叙事”哲学，也在《黄雀》中充分展现。

编剧给出了颠覆性的盗贼视角，通过姜大卫饰演的广叔为“贼王”制定了内部规则，成为“守规矩”、“划范围”的小偷团伙；以表匠医生为主，设计类的“兼职盗贼团”；和“聋哑团伙”底层小偷之间——内部不同的师徒秩序：规则派，权力压制派，或以亲情为纽带，折射不同盗贼团伙的丛林法则。

《黄雀》中，观众也能享受到好的台词带来的愉悦的观剧体验。

在这部剧中，台词是重要道具，密度跟随剧情节奏，与每个人物性格完美贴合，潜台词又暗藏人性交锋：

表匠“佛爷”与医生的交锋，压制之下，一句“对你好没用是吧”令人胆战心惊；

警察介入，犯罪终止，一句“你的药过期了，需要重新开”，又清晰又有深意；

将故事发生地选择在火车上，是由于王小枪认为，火车站是一个有隐喻的地方，人生就像火车站一般迎来送往，表面上看，丢的是钱包、金项链或者眼角膜，本质是想探讨人生的得与失。

那些人物的回忆片段不仅是补充背景，更是符合人物选择的注脚，过去创伤，无奈或者得意忘形，或自甘堕落。而从1994的大源，到2004的荔城，观众早已脑补出郭鹏飞的从初生牛犊到自我救赎的人生轨迹。

主创曾透露，为了欢迎90年代的绿皮火车，剧组租了将近1万5千平的棚，买了一节火车头，做了三节车厢，用运动装置模拟火车的移动摇晃；为了完整还原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怀疑剧组是不是把市面上能找到的诺基亚旧手机都收了去。

“聋哑组”的手语不像演的，也是因为演员自学了哑语，也有哑语老师跟组，才呈现了自然流畅的表演。

这些极致的细节追求，构建了真实的时代质感。

｜价值共鸣：警匪剧的“现实回响”

在视觉刺激和紧张的情节下，《黄雀》留给观众的恰是深刻的反思。

“不以恶小而为之”——是剧中传达底线与价值观。

警匪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无论人生的历程中，遇到多大的困境，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心存善念。

虽然剧中交代了盗贼的前史，没有替贼开脱之意，而是一种警示的感叹——

感叹医生与盗贼同流合污，美丽的阿兰最终香消玉殒；

感叹四眼从被偷钱变成了小偷，再变成杀人犯；

感叹晓丽身为警察的女儿，却还谈了一个小偷男友。

同时，也感叹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命运，大部分人从“小恶”到沉沦，一步错，步步错。

《黄雀》的终极反派不是某个角色，而是人性中的侥幸心理。

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部剧也刻画了盗贼等犯罪团伙对警察态度的迭代：

从90年代盗贼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金角银角甚至戏弄郭鹏飞，在歌舞厅对他进行言语羞辱；到2000年以后，盗贼开始害怕、敬畏警察，但仍敢在警察面前犯案；再到法治完善的今天，再无盗贼敢于顶风作案，人民生活变得安定、安全。

这种进步，是《黄雀》中呈现出的，警察也通过自己的实力，完成了对职责的守护，每一位民警都参与了全力破案的过程，令人尊敬。

当郭鹏飞因为换过肝，身体机能反应不受控，一直在wink时，他早已在眼中抽丝剥茧，一步步带领观众，想到大金额案件的盗贼是兼职的团伙，主角和观众一起接近了最后的真相。好剧不需要降智，观众永远渴望智力与情感的双重满足。

《黄雀》成为国产类型剧的“升维样本”，也体现了爱奇艺在深耕悬疑、刑侦等优势领域的同时，持续拓展类型剧的叙事边界的前瞻性。

随着《黄雀》收官，这收官并非终点，而是爱奇艺在类型剧赛道上又一次突破的起点。

这部卷出来的警匪剧，证明了当警匪剧不再满足于“爽感”，超越了“类型”的桎梏，敢于凝视人性深渊，才真正变得“高级”起来。

撰稿 | 游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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