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撕掉大清帝国最后的脸面，天 朝上邦从此跌入尘埃

导语

公元1856年，英国、法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签订《天津条约》，第二阶段是从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

在这场长达四年的战争中，雄霸东亚二百年的大清帝国遭受羞辱式降维打击。

作为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被劫掠至印度，皇帝咸丰被吓得逃离京师，避难于热河，美其名曰北狩，国家瑰宝圆明园被焚毁抢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国趁火打劫抢走，创下历代割地赔款之最。

1860年八里桥一战中，英法更是以合计伤亡五十人的代价杀得三万满蒙骑兵伤亡过半，溃不成军。

谁曾想到这支所谓的八旗劲旅在三十年前还翻越帕米尔高原痛击张格尔分裂集团，平定新疆南疆叛乱。

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扯下了维系大清“天，朝上邦”最后一块遮羞布，并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国耻的认知，从此清朝不可避免的沦为西方殖民帝国的附庸傀儡。

战争起因:英法资本主义扩张与清朝强硬保守的对外政策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除了割地赔款外，还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以满足英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

此后英国对华商品出口价值总值从1839年鸦片战争前的90多万英镑增加至1845年的173万英镑。

然而正当英国资产阶级弹冠相庆之时，对华出口量却在1846年以后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商品输出价值在随后的几年维持在150万英镑，棉布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

这种状况大大出乎英国人的预料，要知道，当时英国每年输往印度的商货总值约为900万英镑，而中国人口高于印度3倍。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强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其特点是所有社会消费围绕温饱问题展开，对更高层次的享受型消费商品并无需求，因此这种带有极大封闭性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舶来商品具有极大的抵制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人把扩大开放中国商品市场放在突出位置，从1848年起，英国人寄希望于谈判解决问题。

如1848年请求清廷准许除了外交官以外的普通英国人进入广州生活经商，1854年又提出修改《南京条约》，提高最惠国待遇年限等要求。

当然，这些要求并无相关条约法律依据，而清朝这边并未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积极变革或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更加保守强硬。

1848年道光撤换主和派两广总督耆英，取而代之的是强硬派代表徐广缙、叶名琛分别担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同时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二人。

这种改变带来的后果是英国人提出的两广要求均以失败告终。

毫无疑问，清朝的强硬政策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为激烈，不过由于欧洲大陆爆发规模浩大的革命，英国人忙于欧洲战争，难以抽出兵力组织新的对华战争。

在此期间，英国人还开辟各种渠道对太平天国进行渗透，以争取太平军的“合作”，但依然以失败告终。

英国人的一系列受挫使清廷及两广官员沉浸在外交胜利的喜悦中，只可惜清廷没高兴多长时间，局势就极速转变。

1856年英法联军战胜沙俄，取得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俄国遭受重创，被迫停止侵略的脚步。

就这样，英国终于可以将注意力转向东方，调出足够的兵力对付中国，而此时的法国也开始向印度支那渗透，并谋取远东经济利益。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时，捏造中国水师官兵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的情况，派兵进攻广州，大肆劫掠官署，焚烧洋行及附近民宅数千家，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借传教之机，在广西西林抢掳奸淫，欺压乡里被判处死。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取得天主教支持，扩大资产阶级海外权益，便以此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并于次年联合英国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第一阶段: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清朝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共计五千六百余人（法军一千人）集结于珠江口，对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布限期十日投降的最后通牒。

此时的清廷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广东大部分兵力都被调去平叛，叶名琛压根无兵可用，只能采取“不战、不和、不守”的消极态度。

12月末，英法联军炮击广州，登陆攻城，仅仅一天就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甘愿供敌军驱使，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批汉奸。

而叶名琛作为饱学之士和封疆大吏，显然不愿低下头，可又没有自杀殉国的勇气，干脆来个“不走、不降、不死”的姿态。

此后他被英军押解上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在这期间，叶名琛自诩海上苏武，幻想前往英国伦敦觐见女王，力促中英和平，重修于好，但终究是其一厢情愿。

在他被俘不久，咸丰便将其革职，并通报英法，同时还怒斥其不修武备，将战败对责任全部归咎于他，堂堂两广总督最后落得个客死异国的结局。

不过广州失守对于清政府只是开端，1858年五月，英法联军北上至天津大沽口，炮轰大沽炮台，清军炮台年久失修，军事装备武器主要是大刀、鸟枪、弓箭、前膛火炮和帆船。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均无法和英法联军装备的世界最先进的单发膛击发枪、后膛火炮和蒸汽式战舰相比。

直隶总督谭廷襄未作抵抗，弃城逃跑，五月末，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城郊，扬言要进攻北京。

咸丰慌忙之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包括:

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处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白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综上，《天津条约》在《南京条约》基础上，资本主义殖民渗透力度更大，对外通商口岸扩大至北方、长江中游等内陆，国门彻底洞开。

战争第二阶段:清军惨败大沽口，天子出逃，圆明园经历文明浩劫

1859年六月，清廷与英法又因《天津条约》修改等事发生矛盾，英海军司令贺布率12艘军舰进攻大沽炮台。

守卫大沽炮台的是赫赫有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曾击破太平天国北伐军，与曾国藩合称“南曾北僧”，被称为“国之柱石”。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御前大臣兼钦差大臣身份率蒙古骑兵及八旗军驻防大沽口。

由于此次英法联军是临时组建，傲慢轻敌，而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英法军舰被击沉10艘，死伤近500人，失败而回，此次战役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胜利。

然而没等清廷高兴多久，英法便卷土重来，1860年二月，英法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

四月占领舟山，此后一路北上，直逼京畿，六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攻占烟台，成功封锁渤海湾，八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余人在北塘登陆，在一个月时间里攻陷天津、通州。

期间咸丰两次遣使议和谈判，均以失败告终，九月下旬，僧格林沁率三万满蒙八旗与八千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战前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

“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僧格林沁立下豪言壮语，八旗士兵热情高涨，本以为会是一场惨烈的厮杀，但结果却呈现一边倒态势，令人大跌眼镜。

在这场以冷兵器农业文明的封建帝国与装备先进现代化武器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武力对话中。满蒙八旗一如他们的先辈，挥舞马刀，向敌阵勇猛冲杀，但迎接他们的是黑洞洞的火炮和枪口。

僧格林沁和他的骑兵完全不知道对方枪炮的厉害，三万清军全部自投进敌军的火力网，他们的冲锋基本属于自杀式冲锋。

作战的结果就是被敌军当成活靶子打，三万清军伤亡过半，僧格林沁仓皇溃逃，联军这边，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

要知道，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洲八旗在几百年前都是亚洲战斗力顶级对存在，如今，这些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后裔们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在这场令人唏嘘的战斗中，除了军事装备的落后，人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虽然满蒙八旗将士战斗热情空前，但战斗力却严重退化。

以蒙古骑兵为例，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皇太极时期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因生活安逸，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使得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下降到惊人的程度，多数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

同时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战场上几乎被印度锡克骑兵完虐碾压。

经此一役，清军主力全军覆没，京师几乎无险可守，九月下旬咸丰以北狩为名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十月中旬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掠烧杀近50天，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火烧圆明园。

在英法政府当局的默许下，3500名联军士兵冲入圆明园，他们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抢夺无数丝绸、珠宝、瓷器、铜器和雕塑。

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很多士兵通过抢夺大量金银珠宝，发家致富，享用终身。

经过十天的抢劫，英军统帅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三百名太监、宫女和工匠葬身火海。

在这场人类文明史空前浩劫中，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奇珍异宝。

更过分的是，在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时，额尔金还得意妄行地宣称:

“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放火的主使者不感到羞愧，竟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十月末，联军又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在这份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中，除了开天津为商埠，还将九龙割让给英国，更耻辱的是，中国受到如此浩劫重创，不仅未伸张正义，反而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分别赔偿英法抚恤金五十万两、二十万两。

至此英法联军的目的终于达到，开始撤离北京，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小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击碎了大清天，朝上邦的美梦，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