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a开跳疯马秀，关我们啥事

原标题 |Lisa开跳疯马秀，关我们啥事

作者 | 张茜 编辑| 阿树

9月28日，Lisa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三张幕后照片，以疯马秀内部的猩红色沙发为背景，并配文“Can’t wait for this to finally happen！”（等不及，这终于要发生了）。随着法国当地时间28日晚的首场演出结束，网络上释出了Lisa幕后与舞者的合照，演出造型也随之曝光。

一时间，互联网再度沸腾起来。

在此前，其实并没有任何现场影像或照片释出，但声称是绝密独家的Lisa脱衣舞彩排视频，已经在网络上被倒卖无数次，求片卖片，好不热闹。但对于真的会花一两块钱去买这种“绝密独家”的人来说，可能有点遗憾，拿到手的只是一些被换了名头的高糊演唱会直拍和盗录视频。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认定Lisa的自甘堕落，还有她丢亚洲女性脸面的罪责，假视频也不是很必要。

她自出道以来的任何照片、舞台、服饰、造型，乃至私人生活，都已经成为了审判素材和荡妇明证。“铁刘海”不再，是初心已失；露出臀部线条的舞台服，是“泰妞”迎合欧美；长期增肌锻炼所致的大腿肌肉，是丰臀嫌疑。

一言以蔽之，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和无穷。

9月初，知名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剪影海报，配文“嘘……即将到来”，宣布她将登上巴黎疯马夜总会的舞台。

Lisa发布的剪影海报

9月6日，疯马秀作出了确认，在官网放出简短的文字预告，称Lisa将变身“疯马女郎”（Crazy Girl），于9月28日、29日和30日，进行5场演出，演绎原创的歌舞表演，包括经典曲目“But I am a Good Girl”和“Crisis?What Crisis!?!”。

消息轻易突破了K-Pop粉圈，引得舆论哗然。一边是声称“Lisa背刺东亚女性”，一边喊着跳舞自由，少管女人”，一场围绕“Lisa应不应该去疯马秀跳艳舞”的互联网口水仗，以“腥风血雨”之姿，持续了近一个月，热度至今不减。

对具体在争论什么完全没有兴趣的路人，下意识的反应是，Lisa甚至都不是中国人，这吵得也太莫名其妙了。

的确，一位在泰国出生，在韩国出道，在欧美市场爆红，手握7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K-pop女爱豆，将登上以脱衣艳舞著称的巴黎疯马秀舞台，却唯独在中文互联网上激起了泼天的愤怒。

乍听之下，反常到令人难解。

01

疯马诱惑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争议，关于疯马秀，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疯马夜总会（Le Crazy Horse de Paris），是一家在欧美享有盛誉的卡贝莱歌舞厅，以纯正法式风格的艳舞著称，位于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由阿兰·贝尔纳丁于1951年创办。

1968年，全裸表演在法国合法化之后，“疯马”成为巴黎的“脱衣舞圣殿”。

Le Crazy Horse de Paris

2005年，贝尔纳丁家族将该夜总会出售。新股东和管理层接手后，在夜总会总监安德蕾·戴森伯格的负责下，开始邀请知名艺人在夜总会进行脱衣舞表演。

第一位登台表演的“客串明星”便是蒂塔·万提斯（Dita Von Teese）。这位全球最著名的脱衣舞明星，被认为“以其标志性的香槟浴和闪耀奢华的脱衣舞服装，让脱衣舞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

Dita Von Teese

至于现代脱衣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它源于一种名为“依芙特的就寝仪式”的表演，演出者是一名年轻女性，表演内容是表演者在寻找跳蚤的同时，慢慢脱去一件件衣物，最后也没找到跳蚤。

发展到现在，脱衣舞和脱衣舞之间，也存在鄙视链。

法国人作为现代脱衣舞秀的发明者，非常看不上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俱乐部那种“全部露给我看”的美式风格。

法国人安德蕾·戴森伯格面对美国记者，如此评价她心中的美式脱衣舞：“她们只是在盲目地满足男人的幻想和要求，因此失去了某种自我。”

在她心中，疯马秀则是“非常有灵性”，她表示“一切都与暗示有关，一切都在想象中。那确实是在展示，但你又永远不会真的看到。比较像是用水彩装点人体，而不是用灯光打亮。”

夸夸其谈之下，也不难看出疯马秀的某种规范。疯马女郎的身体要在遮掩与展示、调情与挑逗、自我与被欲求之间有所平衡，主仆角色灵活流动。这种通过对视觉效果的掌握，操弄身体元素，来延续观赏情趣的表演秀，作为“一种技艺表现”，在疯马夜总会，达到了近乎规范化的程度。

这里的规范化，指向的是一套严苛的身体标准。这也是在这次争议中，被高亮出来用于批判的物化女性“明证”。

疯马女孩都修习过古典芭蕾。她们的身高必须在186cm到193cm之间，双乳乳头间的距离不能超过26.67cm，肚脐到阴部的距离不能超过12.7cm。她们每周必须量一次体重，身上不能有刺青，也不能做医美手术。

她们的身份对大众完全保密：每个人都有舞台化名，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绝不对外公开。虽然她们登台时身上唯一的衣着可能只有一些小小的彩色灯串，但她们永远不会完全裸露，脚上也一定穿着高跟鞋。

高跟鞋用于凸显腿部线条，“穿上它以后，走路会变得不一样。动作也会变得不一样。加了一点人工技巧进去之后，整个诱惑游戏就可以顺利展开。如果是完全裸体的话，观众反而会睡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整套关于脱衣舞秀的诱惑论述与实践，产生于一个身体禁忌相对宽松的国家。

作为一个孕育了存在主义的国家，法国人会拍一部《臀部不为人知的秘籍》的纪录片，来讨论身体部位用什么方式形塑了文明；也会用“她的屁股真会唱歌呢！”和“当假屁股横行世界，且让我歌颂正直无欺的真屁股！”来赞美臀部；法国人也用波伏娃的背面全裸照，作为庆祝波伏娃一百周年诞辰的封面。

然而，回到东亚社会，脱衣舞秀却是另一回事了。在社会伦理上，它是有违社会风气的“淫秽表演”；根据职业划分，它一般被归入性产业之列，甚至更笼统地划归为“娼妓问题”，从来没被当作一个独立现象得到过广泛讨论。

这样的认知框架里，具体到Lisa应不应该出演疯马秀的口水仗上，问题就呈现为情色象征、偶像身份、女性主义理论和自由意志的大乱斗，只分回合，难计胜负。

02

艳舞自由？

9月8日，在ELLE法国更新的一篇文章中，疯马总监安德蕾·德森伯格透露，早在7月，BLACKPINK于法国国家竞技场举行演唱会期间，Lisa已经秘密排练疯马表演多次。

“作为‘Totally Crazy’演出的一部分，Lisa将穿上多种服装，与剧团一起表演多个节目。”

至于疯马秀邀请Lisa的原因，疯马总监则表示：“希望吸引年轻且依然充满女性魅力的新客户群”，并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明天的受众……因为疯马已经成为自信、自由、充满好奇心、热爱自己的女性的象征。我认为，Lisa的决定也传达了相同的信息。”

也就是说，疯马秀邀请Lisa，作为一项商业策略，瞄准的其实是K-POP偶像身后异常活跃的粉丝群体构成的潜在市场——作为参考，BLACKPINK的粉丝性别占比，女粉为88%，男粉12%。

另一边，考虑到BLACKPINK的未来发展前景不明，4位成员都将踏上单飞之路。以舞蹈和说唱见长的Lisa登上疯马秀，对于更为鼓励爱豆保持“温良恭俭让”清纯女神形象的K-POP产业来说，无疑算得上惹人注目的“破格一跳”。

如果只看商业层面，以争取年轻人市场和最大曝光度为目的的跨界合作，不分行业、不分国家，大家都在玩，显得无可指摘。

事实上，争议的焦点远离了这一跨界合作的商业性质，指向的是价值层面的话语之争。疯马秀的象征意义和Lisa的K-POP女性偶像身份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视频剪影中的Lisa

为了在价值上更接近全球年轻有闲一代女性，疯马秀采取的话语策略，是搭流行文化和身份政治商业化的快车。借女明星们的性感迷人和星光闪烁，把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展现身为女性的内在自豪感关联起来，是一条十分讨巧的谋生之路。

近些年，疯马没落，亟需变革，将品牌内核从“礼赞魅力与诱惑”的法式色情集大成者，更新为一个鼓励女性作为主体，用奢华艳舞进行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赋权的舞台。

在《法式诱惑》一书中，作者把这种精明策略总结为：“疯马夜总会的舞女是掌控自己命运的霸主。”

但是，这种无助于女性权利伸张的消费主义话语收编，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式耍流氓。一定程度上，消费主义试图染指所有严肃价值的厚脸皮公关策略，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对“好词”的快速脱敏。

脱衣舞俱乐部的总监鼓励粉丝把脱衣舞秀和“女性力量”挂钩理解。但抛开这种营销策略，人们依然有理由，不把性感迷人的星光闪烁和展现女性内在自豪感关联起来。

美国专栏作家阿里尔·利维（Ariel Levy）的一句话，非常适合引用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性感风趣、聪明能干的话，就用不着装扮成脱衣舞女郎的样子，或者让自己变得像男人一样，抑或迫使自己成为任何跟浑然天成的自我不相符的样子。”

当欧美身份政治乘着商业化的大潮，在鼓励个体基于多元主义的“性别身份”消费各类文化制品，为主体性积极证成，但真正的进步难觅行踪的时候，在全球文化版图上，远离欧美文化圈的东亚受众，皱着眉头，厌恶任何以“自由”和“开化”为名的跨文化说教。

争议中经常出场的，是上野千鹤子那句话：“强调女性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因为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

这当然不是巧合。

因为东亚女性在公共交往和社交权利上，最主流的诉求一直是“反性化”——和欧美不同，“我们”拒绝承认女性的优势地位来自于做一个性感尤物。

我们借助对性别的“去差异化”，来强调一种平等对待的地位：“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路径，不同于欧美社会，后者鼓励女性重新定义何为女性气质，进而构建其主体性。

具体到日常情景中，在不关涉社交主题的场合，人们最好不要对女性作出强行欣赏或者贬低一番的低劣姿态，于现代人而言，这是最基本的礼貌问题。

然而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时时刻刻致力于性化、客体化女性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我们无法天真地大谈特谈“情色资本”的颠覆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成立的理论前提，是性应该构成一个能够被单独讨论的议题，独立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这也是理解“Lisa背刺东亚女性”论的逻辑起点。

03

“背刺东亚女性”

9月15日，据韩媒报道，Lisa拒绝了YG的第二份价值500亿韩元的续约合同，当天，YG Entertainment的股价大跌9%，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在大众的认知中，她作为K-POP女爱豆，被粉丝真金实银捧到了全球流行文化新星位置，如今褪去了曾经在镜头前惊慌失措的青涩乖乖女模样，成为了可以影响YG股价涨跌，在唱跳事业和个人发展上，手握绝对议价权的优势女性。

粉丝眼中，此刻的Lisa，拥有近乎无限的选择余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选择了在奢牌满地的巴黎，把自己陈置在“性客体”的魅惑灯光下。借用罗兰·巴特对脱衣舞的解构式解读，这在抽象意义上，属于把身着高定舞台服和昂贵饰品的自己，主动纳入奢华之物的范畴。

于是，在反对者的理解中，5场艳舞秀，2300张入场券（疯马秀最大客容量为460个座位），象征着她主动邀请他者，把自己当作一件纯粹的奢华之物来看待。她在社交媒体说出的“你没有被邀请”，更是点燃反对者的怒火。

借助一点点想象力的发挥，亚洲女性登上代表白男权势的舞台，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风格的叙事：“欧陆白男玩味远东猎物”。长期被置于性偏见和劣势处境中的亚洲女性，在只有Lisa到场的疯马秀上，再次丧失了“我们”极力伸张捍卫的主体性。

无论Lisa最终在疯马秀以怎样的形式表演，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反对她的人，在观念上认定，在后殖民霸权语境下，伪装成“鼓励女性用穿最少的衣服，实现自我赋权”的男凝色情文化，支配了这位头脑简单的漂亮女性，又一次选择了主动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投其所好完成五场自降身份的取悦。

Blackpink与LV三公子的合照

由此，跳艳舞被赋予了接受“第二性”的从属地位、自我毁灭主体性的象征意味。

在这套逻辑中，Lisa不仅是粉丝用“零花钱”砸出来的爱豆，她作为K-POP产业粉丝票选的流行文化偶像，被郑重其事地赋予了代表“亚洲女性”的国际形象和主体地位的抽象责任。

在反对者眼中，这顶高帽决定了，疯马秀当然不只是跳艳舞，她以展示自身“情色资本”的玩票方式，一边取悦白男审美，一边背刺东亚女性。

04

“向下的自由”

此外，基于对追星文化的想象，对Lisa的声讨，还指向了“带坏未成年人”，尤其是“会让未成年的小妹妹，觉得跳脱衣舞从此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为此感到揪心扼腕的人们，代入的是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出现的问题：

“怎样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

思考乘着想象的翅膀，“底层失足女性”受剥削而无人在意的悲情场面，和流行文化偶像下海大跳艳舞的堕落影像之间，被强行关联了起来，而在道德直觉上，后者导致前者，后者加重前者。

一个轻易可达的结论是：Lisa去疯马秀的行为，在客观上，会鼓励年少无知的“妹妹们”接受下海被吃、自暴自弃的自由。

所以，这才出现了那句反复重申的呐喊：“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如果前述背刺论的完成，还讲求一点点结构主义理论功底，和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从这里开始，诉诸道德恐慌的滑坡论证势不可挡，也把争论带向了一地鸡毛的弥散状态。

学者丁瑜的《她身之欲》，是一本关于“娼妓问题”的质性研究巨作。她访谈了23位工种各异的“小姐”，以研究者的身份短暂与她们同吃同住，了解她们的生活。

每一位“小姐”都给出了为什么自己会选择从事这份工作的答案，贫困、教育机会的缺乏、对流动和城市生活的渴望、家庭冲突、不愉快的婚姻等等，每一个答案都不那么轻松。

但没有一个“小姐”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追星，我喜欢的明星在夜间节目上跳甩臀抖胸舞，我想模仿她，在众多的模仿路径中，我觉得相比买一个同款牛仔短裤或者吊带裙，做“小姐”是更能让我感受到追星骄傲的生活方式。

不管具体涉及什么问题，到处可见“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获得高赞。

但这个向下是相对谁的向下，怎样算向下，向上的自由又指什么？这句话对自由和自由意志的预设和理解，是基于对哪种危险的感知和焦虑？它自身又释放着何种专断气息？

统统无人回答。

我的理解中，这句话背后，表现出对复杂现实的拒绝，徒有性别平权坦途的天真愿望——永远向上。对流行文化明星向下的批判，背后的心理逻辑是对“偶像指引人们向上”的暗许。

然而，没人告诉我们的是，一旦走出习惯用感性曲解现实的玫瑰色泡泡，每个人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就是：

对于大写的“人”来说，残忍的真相是，自始至终，不论是声称历史指定的个体，还是粉丝票选的偶像，在一个讲求人格和尊严平等、自我负责的时代，那些看起来熠熠生辉的人物，明星、政客、学者、教皇，他们在价值进步的意义上，根本不具备可以引导他人的特权地位和超人能力。

“怎样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

如此傲慢的提问方式，是在表达一种真诚的迷茫还是“婆性”（上野千鹤子用词）风格的自恋呢？

Blackpink

对于清楚所谓独立而自我负责的人生，这个问题或许根本不成立。

站立在如春日薄冰的现实之上，我们作出选择，我们承担后果、孤独、痛苦和责任。如果能意识到，从小到大被父母提醒“你只能靠自己”是一种成长创伤，那没有道理看不出把性别进步的责任，寄托在唱跳爱豆身上，是多么虚无的上纲上线。

这个一地鸡毛的争议事件，如果揭示了什么紧迫问题，不是Lisa去法国跳艳舞，不是东亚中产女性的地位滑落，更不是想象中失足女性的任人欺凌。对于此时此刻，紧迫的问题，是对观念的狂热崇拜，正在与尊重他人的日益缺乏沆瀣一气，相辅相成，挤压每一个人可能的思考和生活空间。

尊重事实，尊重经验性的常识，尊重他人的智识，尊重与我不同者也具备自我决定、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但唯独不应该抱持教条主义的单一道德法则和行为准则。

所有捍卫个人选择、消除个人发展限制的权利理念，都应当警惕其僵化为审判教条，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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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向下”的批判，

源于对向上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