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作佐郎与著作郎的区别

史官制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选拔制度，如何保障选拔出具有良好史学素养的人，以确保完成朝廷指派的修史编撰任务是整个史官制度运作的关键。由于著作郎职重位清，选任方式也很多样，有皇帝直接任命、朝廷徵诏等渠道，大多由中书、门下等官兼领。

著作佐郎的选拔标准则与著作郎有很大的差别，魏晋时期的著作佐郎多由秘书监荐举或吏部荐选，起家和解褐佐郎者占少数，到了南朝时期，著作佐郎主要的选拔方式则变成了世家子弟的起家之官，选拔的要求中到任前必撰一篇传记的传统也遭到了废弃，不再具体的考察著作佐郎的史才了。

著作郎的选任

根据文献记载，南朝时期共有44人出任过著作郎一职，通过研究他们的传记和相关资料，南朝时期的著作郎选拔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皇帝直接任命

皇帝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根据其意愿决定官员的升迁，实际上这是一种征召制度，被征召的一般都是在朝野享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大多是文采出众，皇帝征召其为著作郎，能够显示自己惜才，为自己博一个知人善用的好名声。皇帝通过直接干涉史官的任命，有利于展示一个重视历史的形象，同时还加强了对史官的控制。

刘宋时期，王韶之私撰得《晋安帝阳秋》被时人评价为善叙事，辞论可观，可为后代佳史，宋武帝命其以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萧齐时期，陆云公熟读经史古籍，才华出众，深受皇帝喜爱，被齐高帝任命为著作郎，随后升迁为中书仍然执掌著作，齐武帝还任命谢超宗掌国史。

萧梁时期，萧梁皇帝喜欢任命内廷的亲密官员担任史官，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便于掌控，能够控制史书的编写态度。皇帝对他们的能力也多有了解，修撰史书的质量也能够有所保障。陆云公曾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读其文叹曰：“今之蔡伯喈也。”而后言之于高祖，萧衍下诏征其入直寿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

而到了陈朝，皇帝也会任命关系密切的内廷官员出任著作郎。许亨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兼任修国史事，徐陵以五兵尚书领著作郎兼修国史……

二、朝廷推荐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自然是官员体系运转的中枢，对于著作官的举荐也屡屡见诸于史籍，萧梁时期裴子野所著的《宋略》深受朝野好评，“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

而其他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大员也有一定的举荐权力，如：刘宋时期袁淑博涉多通，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被本州举荐为著作郎，“本州命主簿，著作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吏部郎沈渊表荐沈驎士，曰：“怀书而耕，白首无倦……玉质逾洁，霜操日严”，徵其为著作郎。

虽然有些才学之士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重用，得以找到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但是从著作郎选任的整体方式和数量，由高级官员进行举荐的方式所选拔出的著作郎在南朝四代的历史上终归是少数。这些被举荐的人员都是由于有着真才实学才受到朝廷青睐，因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史官队伍的整体水平，也对史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在南朝时期著作郎选拔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皇帝直接任命、其他官员举荐等方式外，而著作郎选任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即是以他官兼任著作郎一职。官员兼任著作郎的情况分为两种：

一是因为朝廷进行修史，特别任命某人以兼领著作郎，来主持修史活动，等史书编撰工作告一段落后，兼领者即去职不再兼任。二是以本官长期兼领著作郎，或知国史事。

徐爰在刘宋孝武帝时以尚书左丞领著作郎，朝廷其编修刘宋国史。等到大明中期，他又担任游击将军，仍然兼任尚书左丞和著作郎。等到孝武帝死后，他担任将作大匠，但是仍然兼领著作郎，其官职几经变化，但兼领著作长达十几年。

著作佐郎的选任

著作佐郎作为著作郎的副手，其选任途径有和著作郎类似，但是又稍有不同。

一、朝廷擢升与特任

朝廷对于著作佐郎的直接任命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趋向于荣誉性质的擢升。宋武帝曾亲自参与策试州县的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奏对深得刘裕心意，因此二人都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宋孝武帝时期，散骑侍郎顾渊之子顾愿，勤奋好学，颇有文名，被州县举秀才，在面对孝武帝时对策称旨，被破格提拔为著作佐郎。

类似的例子还有翟法赐、孔淳之、宗彧之等，这些大多不受世俗约束，超然于世，同时又有一定的名气的人群，朝廷特意征召他们出任“清流官”著作佐郎，以表示对他们品行的表彰。虽然被征召者大都被拒绝，但是著作佐郎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职性质是存在的。

第二种则是著作郎们出于修史需要，对于自己欣赏的人才特别举荐，来帮助自己编修史书，萧梁时期刘显幼而聪敏，当世号曰神童，博涉多参通为名流推赏，“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撰国史，引显为佐。”萧梁时期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非常欣赏姚察，“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

与荣誉性质的征召不同，著作郎的保荐的著作佐郎们都是饱学之士，精通文义且有着较高的史学素养，能够很好的辅助著作郎完成修史的任务。

二、特权阶层起家之选

著作佐郎最重要的一个选拔途径是世家大族子弟的起家，作为“清官”序列的重要流转官职，是诸多世家大族子弟的起家之选，作为门阀制度在南朝最好的体现，甚至将这种特权明文写入了当时的法律条文，萧梁时规定“佐郎为起家之选”到了陈朝时，规则进一步细化，“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

这些起家著作佐郎的官员时间非常短暂，为了尽早地给下一批世家子弟腾出官位，往往在职数月便离职，因此他们的史学水平也参差不齐，对于史学编撰活动自然也起不到什么助益。

元嘉十六年，何承天近七十岁高龄被任命为著作佐郎来编撰国史，而他的同僚们年方二十，少年意气没少嘲讽何承天，“诸佐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由此可以能够看出著作佐郎们大多都是出身名门，而且年纪非常的年轻。

此外，与最高权力有着特殊关系的群体以著作佐郎起家的也有很多，最为突出的是刘宋时期的驸马多拜为著作佐郎，如：江恁娶了宋武帝第九女淮阳长公主，因此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褚渊因为年少时为乡里所知，有清誉，因此宋文帝把自己的女儿南郡献公主嫁给了他，他也因此官拜驸马都尉和著作佐郎。

不过随着刘宋王朝的败落，齐、梁、陈等三朝以驸马都尉兼著作佐郎的例子非常的罕见，刘宋王朝之所以为驸马都尉配备著作佐郎一职，大抵是为了提高驸马们的社会地位，以便他们能与下嫁公主的地位相匹配。

南朝的著作佐郎们除了少数有真才实学，精通文史的世家子弟外，大部分都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他们担任着史官的工作，却不从事史官的工作。

食君之禄，不分其忧虑，也难怪很少有著作郎是从著作佐郎提拔而来的，这些不事史职的子弟，地位高者起步就以起家著作佐郎兼任太子舍人，随后外放担任一地的守、丞、令等职务，继而进调中央，“高流官序”以著作佐郎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