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爱民执着的品质，与贵州地域文化熏陶有关

本文转自：贵州日报

电视连续剧《丁宝桢》海报。

历史学家范同寿从丁宝桢身上，看到的是贵州历史上名人、名宦的共同特点。他认为晚清70年中，有不少贵州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咸丰至光绪年间被赞清正廉洁，毕生致力于报国爱民，死后入祀贤良祠，特准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的丁宝桢就是其中之一。”

在范同寿看来，丁宝桢和同类者身上所具备的勤政、爱民与执着，与贵州地域文化的熏陶有关。“从东汉时开创贵州教育的尹珍，到两晋时保境为晋的谢恕，明洪武年间顾全大局的爱国女土司水西奢香与水东刘淑贞，再到清前期的骑龙周氏双杰，这些人无论在朝、在野，大都极重视民生，关注地方稳定，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山地高原地域文化中的和谐、勤勉与坚韧。”

由于电视连续剧的播映、大量媒体文章的刊发、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纪念活动的举办，丁宝桢已越来越为大众所熟悉。除了勤政爱民、勇立军功，丁宝桢一生的主要政绩还集中展现在治理水患、图强办洋务、改革盐政与发展地方教育等方面。范同寿对丁宝桢的这些政绩逐一进行讲解评价，认为刚正不阿、政绩卓著是后人对丁宝桢宦海生涯的客观定位。

丁宝桢的成长，跟家风有关。范同寿在其《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几次提到丁氏家训对丁宝桢人生的影响：“在丁氏家训中，有一条由其祖丁公俊以诗的形式定下的世规，内容主要为：世代忠良、精忠报国、廉洁奉公、尊老爱幼。从丁宝桢入仕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不仅没有违训之处，反使世代传承的家训得以发扬光大。”

丁宝桢在湖南、山东、四川任上，一直以清正廉洁著称。范同寿说，他为官廉洁，出发点是爱民之心，这样的家国情怀也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家属教诲中。“诚如其在给长子丁体常（署山西浦州知府）家书中所言：‘至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而丁宝桢本人也时时自省，坚持‘民事即己事’，决不忽略延玩。尤其在廉洁方面，他对其子的告诫便极为透彻：‘银钱一事尤须清白，局中点滴均须归公。每月必将一切收数、支数各项，详细开折，呈送查阅，以昭清晰。不可一毫苟且。’这样的原则，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对从事公务者仍具有可贵的警示作用。”

“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说法，在丁宝桢身上完全失效。“在他3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仅与贪字沾不上边，反而克已奉公，多次将俸禄用于公务，以致临终时落得一贫如洗。”范同寿说。“贵州初起”时，丁宝桢即倾家财招募乡勇，以致事后竟无钱遣散所募之兵。而募兵们说：“你都倾家财解难，我们还要求什么呢？”于是众人散去。可见优秀品质是具备感染力的。

怠政、懒政一直是封建时代奸滑之徒的为官之道，相比之下，丁宝桢的勤政显得鹤立鸡群。这从他治理黄河、修缮都江堰时亲赴工地，恪尽职守中可见一斑。而他的刚正不阿，体现在最被人津津乐道并加以演义的“前门接旨，后门问斩”宦官安德海一事。范同寿说，对于这件事，《清史稿》中仅有140余字的简略记述。“民间因丁宝桢竟然敢于诛杀深得慈禧太后宠幸的安德海，对其胆识与勇气极为钦佩，故演绎出许多悬念迭生的故事情节，但这并无损于丁宝桢刚正不阿的形象。”

范同寿看来，生活于中国近代大变革背景下的丁宝桢，不仅具备诸多传统美德，也拥有珍贵的创新品质。在当时近代思潮的影响下，他敢于冲破传统封建思维，大胆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先后创办的山东、四川两个机器局。他还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在山东建尚志书院，传播儒学经典，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山东的第一个近代官书局——山东书局。至于在四川任上改革盐政，受益最多的是本省不产盐、民众备受淡食之苦的贵州。

范同寿认为，名噪晚清社会的丁宝桢，是近代贵州知识分子群体崛起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以勤政爱民为第一要务，刚正廉洁，敢作敢当，取得了同时期官吏难望项背的政绩，直到临终还遗疏奏陈：‘外洋和约，万不足恃，止可以安为攘，不宜重外轻内……勿以财用不足而近言利之臣，勿以时局多艰而行苟且之政，固结民心，即所以深固国脉’，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