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含在诫子书中的父爱

文|刘永加

诫子书作为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浓缩了古代文人学士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处世做人智慧，劝诫自己的子女修身养性、治学做人、建功立业。

郑玄(127-200)，东汉末年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市)人，他一生淡泊名利，曾推辞大司农的征拜，痴心于学术，创立了集经学之大成的郑学。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曾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后来袁绍之子袁谭率军攻打北海，把孔融包围在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危急，郑益恩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年仅27岁。

在这次事件之前，已经七十岁的郑玄正身染重病，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在用心写下的《诫子益恩书》中写道：“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城，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植，以娱朝夕……”与其他的诫子书不同的是，郑玄和盘托出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含蓄地向儿子传授治学、为人的宝贵经验。信中他对儿子在道德和生活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求儿子“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希望儿子遵循君子之道，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郑玄一生崇尚节俭，并身体力行，所以他要求儿子“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这是教育儿子不仅要注重勤劳，更要在吃穿上节用。他还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继续学术研究。

徐勉(466-535)，南朝梁时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因治理朝政有方，被称为贤相。徐勉一生虽然身居高位，但他清正廉洁，办事公正，严于律己。他的大部分俸禄都用于救济贫困的亲朋好友，家里没有任何积蓄。曾经有好友劝他多为子孙后代留点钱，为他们置办一些产业。可徐勉却说，能够给子孙留下清白，比给他们留下财产更重要。如果子孙有才能、有德行，他们自己也会创下家业，并不需要给他们留下什么。如果子孙不能够成才，那么，即使给他们留下的是金山银山，也不够败坏的。垂暮之年，徐勉郑重其事地给长子徐崧写了一篇《诫子书》：“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於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他告诫儿子，要把清白的名声留给自己的子孙。徐勉还告诫徐崧，但凡做长兄的，都非常不容易。为人行事要使内外协调一致，别人无闲话可说。一事当前，先考虑别人，然后才是自己，这样才会受到尊重。在徐勉的教育下，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了远近闻名的贤德之士。

邵雍(1012-1077)，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学家，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邵雍45岁时才有了儿子邵伯温，自然十分重视发挥父亲的教育责任。他专门写了诫子书给邵伯温：“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邵雍强调人是分品位的：上等品位的人，不用教授就懂得善恶；中等品位的人，需要老师教授之后，才知道善恶；下等品位的人，即便老师教授了，也不知道善恶。所以，邵雍要求儿子恪守“交益友，不交损友”和“非善不交”的信条。邵雍一贯坚持“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意思是，知善行善的人，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吉祥；而那些不善的人，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凶祸。所以他告诫子孙，一定要努力成为上品的善人，而不要沦为下品的愚昧人。尤其要守规矩讲道德，必须做到“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礼之地”。邵雍常教导儿子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养成良好习惯，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在邵雍的教导下，邵伯温学识才干超群，学术著作等身，所著《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辩诬》《辨惑》《皇极经世序》等影响很大。同时，邵伯温坚持操守、维护道德，不与朋党和宦官为伍。南宋名相赵鼎年轻时就曾跟从邵伯温学习，他为邵伯温写的墓志铭就说：“以学识行起于元祐年间，以名节居处于绍圣年间，以言论受贬于崇宁年间。”邵伯温最终以学行、名节扬名天下，这与邵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