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中的青春“年华”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徐德亮

我是在北京市第九十六中学上的初中。几年前，九十六中举办建校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杨健校长约我回母校给老师们表演节目。当我再次回到九十六中，看见同学们在校园里读书、打球、做值日时，只能感叹：青春真是自己感觉不到的宝贵财富。

这财富每个人都有，但好多人是在失去之后才意识到的。比如我，上初中时我有些自卑，老觉得自己长得难看，个子又不高，但二十多年后再看初中时拍的照片——哇，这个帅帅、萌萌的小哥哥是谁呀？

我在九十六中的日子是快乐的，无论读书多苦、上体育课多累、考试多紧张、被老师骂得多惨、上课迟到多丢人……在二十年后，这些回忆都无比甜蜜。

当年，九十六中在崇文既不算好学校，也不算差学校。从花市上头条小学毕业后，班里除了几个学习好的同学考上广渠门中学，剩下的“大拨儿轰”，全都被轰到了九十六中。我们小学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大多是在花市胡同里疯大的，比较调皮，多年后，九十六中的老师还说：“那会儿，一说是上头条的（学生），我们都头疼。”

但我基本没让老师头疼过，我一直算好学生，学习努力，听老师的话，小学从一入队就连续当了五年的中队长。读初中后，班主任李鸣琴老师让我当了体育委员。说实话，体育是我的弱项，我体形偏胖不爱运动，跑跳都不大合格，唯独当众说话不怯场，喊口令的声音比较大（那时我已经学了两年多相声并且能上台表演了），李老师“知人善任”，发掘出我的优点，让我喊“稍息”“立正”，还让我领操。

但我的体育成绩确实不能服众，那帮调皮鬼就借机捣乱。我去向李老师“请辞”，说我的体育成绩不好，她轻描淡写地说：“那怕什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呗！再努力努力。”

现在想想，对一个初中生而言，一本正经地鼓舞、讲理甚至煽情，肯定没有这种方法的效果好。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拧的人，有同学不听我的口令，我真急眼。冬天，我们要在校外跑步，沿校门往西转到崇文门西大街再往东，从东口返回，跑着跑着队形就散了。我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检查谁没好好跑、谁抄近道。其实各班的调皮鬼都抄近道，只有我这个喘得迈不开步子的体育委员认真记录，继而罚抄近道的同学再跑一圈。有些同学不乐意，说放学后要把我怎样怎样……但无论如何，也得乖乖跑去。

有一次，李老师让大家给班委提意见，有个被我罚过的女同学率先举起手，我就知道她要说我。她说：“我对体育委员有意见，有时候我们的动作没做好，他就让我们跑圈，这是不是有点体罚的性质了？”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体罚”这个词，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心里真有点儿扑腾。

李老师替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体育委员这么做是否完全正确可以讨论，但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得好一点，别让体育委员着急呢？女同学提了意见，火消了，我的面子也保住了。下课后，李老师再没跟我提过这件事。

其实那位女同学挺好的，一切放在明面上，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写这种文章应该先说学习、再说生活，可我一动笔就写体育，这大概与我回九十六中演出时见到罗央老师有关。当年罗央老师号称“大罗”，虽然现在有点驼背，依旧高大，他也是九十六中唯一一位教过我又没退休的老师了。和罗老师二十多年未见，再次相见，很感动。罗老师上台讲话时跟大家介绍：“徐亮是我的体育委员。”我一听，鼻子有点发酸；他还说得出来我们班体育好的几个男生，我感叹老师对学生的记忆竟如此深刻。

我也记得罗央老师的许多片断，比如我在学校活动时说相声，有一句台词是“我体育达标了——零的突破”，体育课上他就跟我说：“你底下也好好练练，别净台上说。”这充分说明我的体育有多差劲。还有一次他开大脚球，差点儿砸着一位年长的体育老师，那位老师吓了一跳，开玩笑说：“好啊，谋害人民教师！”这句式我是头一次听，就记住了。一同记在心里的还有“大罗”的缩脖一笑——他上课时可严厉了，很少这么可爱。

从“大罗”再写回李老师——这叫“文无定法”，是李老师教我们作文时说的。李老师是语文老师，课教得好，之前我们三个同学去看她，满鹏提到当年奶奶病了，他请了一天假，第二天来上课时，我和张可争先恐后地告诉他：“昨天李老师讲《论雷峰塔的倒掉》，讲得太好了，你没听着太可惜！尤其是最后那句‘活该’，应该用什么语气读……总之讲得太好了！”满鹏要求：“二十多年过去了，这节课我还没补上，您再给我讲一遍吧。”我们都笑了。经他一说，李老师讲那句“活该”时的神态，包括我站起来讲应该用什么语气读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上初一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里有这样的话：“放学回家，我路过上头条小学，看着里边的小学生玩，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年华的易去……”李老师在讲台上说：“年华就是‘年花儿’，你们的花儿还没开呢。”说着说着，连她自己都乐了。还有一次她给我指出错别字：“提纲挈领，‘提纲’就是提那网的总绳，所以是‘提’不是‘题’。”我随口问：“那挈领呢？”“‘挈领’就是这个。”李老师边说边用手轻轻扽我的后衣领。这都是文字学的知识，李老师教得深入浅出，让我记忆深刻。

我对李老师说：“后来我对语文那么喜爱，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与您有莫大的关系。”李老师谦虚地说：“没有没有，我才教了你那三年。”可初中那三年，真的是太重要了。

在我的记忆中，李老师不是那种没脾气的人，有一次因为什么事，她批评全班同学，让每个人写一千字的检查。同学们“啊”了一声，李老师马上变脸：“两千！”同学们又“啊”了一声，李老师接着说：“三千！”这回没一个人敢出声了。现如今不允许老师这么教育学生了，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方法。

李老师大概是从九十六中的高中毕业后就留校教初中了，教我们的时候约莫三十多岁，已经是骨干教师。一次我母亲去开家长会，回来和我说：“你们的班主任敢情是个小媳妇儿啊。”看来在家长眼里，她还是很年轻的。有一次她在放学前讲话，因为累了一天，便把耳边的头发往后一拢，前排的女同学觉得好看，“呀”了一声，说：“好看！”她笑了笑，似乎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原来特不爱听别人叫我‘老’师，现在也听习惯了。”前排同学打趣说：“叫‘小师’。”同学们一笑，高高兴兴地放学了。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我们的青春“年华”，可回忆的太多，如果笔笔写来，容易变成流水账，待九十六中成为百年名校时，再写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