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数字政府的新机制

刘伟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了全面数字化形态。从“物理政府”迈向数字政府，是通过数字驱动对政府理念、组织、行为再造的进程，从而形成数字政府的新机制。

一是形成数字政府组织新机制。数字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数字平台大量出现。数字平台的出现使原来科层制的政府结构迈向扁平化、开放式的政府结构，促成部门协同、公私协作的互动融合机制产生。创新平台新机制对政府组织构架的再造，实质上是通过数字赋能，实现了对政府权力的创新设置。数字政府创新平台新机制会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譬如政府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可能偏离公共职能的属性，如何规范和约束庞大的数字新权力就成为严峻的挑战。同时，数字科技公司仅按照政府意愿设计数字流程，可能会忽略公众意见，导致公众参与的缺失。

二是形成数字政府行为新机制。数字政府建设要经历从分散的小平台迈向统一的大平台、从分散的信息化迈向整合的数据资源、从信息技术迈向智能化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数字政府行为新机制也随之形成。首先，大量在线政务服务涌现。政务服务平台间的初步链接，使政务服务正在实现从政府供给向群众需要、从基于材料的审批向基于数据的审批、从“生物人”向“数字人”、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逐步转变。其次，智慧监管广泛运用。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网通办”等便捷性政务服务，还要开拓新的监管方式，塑造精准服务、全程监督等功能，譬如充分运用掌上移动、物联感知等穿透式、非现场监管手段，将“自然”监管转为“数字”监管，提升监管智慧化水平与行政效能。最后，自动化行政决策得以形成。自动化行政决策是一个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化流程，把决策过程中的事实、资料、规则、程序转换成代码，促进决策自动进行。数字政府行为新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建模算法往往带有主观的价值选择和个人偏好，算法程序会出现“偏私”倾向。再如自动化行政决策可以提高效率，但“算法黑箱”问题也由此产生，公众参与决策可能存在被架空的危险。

三是形成数字公民参与新机制。公众参与是现代行政的核心议题。数字化建设中，公众参与的内容、形式、路径都发生着变化。首先形成扁平化的数字参与。数字技术再造了政府运行机制，政府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不断改变，新型的政府平台化、行政数字化管理模式出现。数字政府以“用户驱动”为出发点，不断满足社会公众“个性化”“易于访问和使用”等需要和诉求，公众通过平台上的民意征集、直播访谈等渠道自由广泛发表意见，从而形成扁平化、个性化的反馈机制。其次，提升公众的数字能力。数字政府把公众当作合作伙伴，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从“掌上办”“指尖办”到在线议事、在线听证，都需要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完成，这对公众的数字参与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最后，强化分布式的数字监督。传统政府模式在迈向去中心、分布式的数字治理模式过程中，公众监督也呈现出分布式的新特点。在数字时代，数字“监督之眼”普遍存在，自媒体、微信朋友圈形成了新的媒体传播形态。这种分布式的数字监督成为新的社会监督样式，为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数字公民参与新机制体现了“用户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新途径，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公众参与停留于表象、参与方式被科技机构支配、参与权利“被扩大也被削弱”的悖反现象，公众实质性参与任重道远。

四是形成数字社会治理新机制。新时代逐步形成了以数据和算法为驱动、由数字政府主导的“数智治理”新范式，人机协同、万物互联，数字化与智慧化相互交融。其优点是克服了传统治理中受限于物理空间、局限于地域层级、更多依赖经验理性的短板与不足，为民众提供全方位、更及时、更便捷的服务。譬如，从“区块链+小区治理”到“一屏观全区、一网治全城”，充分发挥数字“望远镜”“显微镜”的可视监控功能，社会治理中的碎片化、分散化的监控难题得以有效解决。但同时，也要注意数字运用侵蚀人文价值的倾向，防止计算成为算计。

数字政府不是治理技术化的赋能改造，而是去中心的整体性数字构建。构建数字政府新机制要把握好三点取向，一是数字政府并非“物理政府”的数据化，而是要对数据构建过程中的多元关系设置规则；二是数字政府要抑制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问题，给公众提供普惠共享的数字发展机遇；三是数字政府建设要对政府的组织、行为、程序进行重塑。深入研究数字政府的创新机制，把握好数字政府的变革动向，能让整个社会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实在红利。

作者简介：刘伟，1974年7月生,男，汉族，四川安岳人，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