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如何处理“冒名顶替”

古今中外，考试都必须确认考生的身份，清代也一样，不过主要通过个人所属的户籍来判定，因此清代科举冒名顶替，称为“冒籍”。有鉴于人口流动普遍，清代科举设有分区配额与原籍应试。清代童试的学额（学校生员名额）主要分配至府州县学，而乡试、会试的中额（考中科举录取配额）则分配至各省。无论是学额还是中额，都会在分区定额这一基础上再为某些特殊考生群体配置专额的情况。

不过分区配额主要还是依据各省文风高下、赋税轻重与人口多寡而定，对于偏远省份的学额与中额的配置往往有特别的待遇。在童试与会试阶段，主要依照分区保障、分省取人为优先。不过到殿试阶段，则采择优录取，不再依照分区配额保障，因乡会试已顾及地区利益前提下，殿试应公平依据考生实力挑选人才。由于清代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均，在科举录取相对固定人数下，南方的考生要面对比北方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多会冒籍来考取功名。

原籍应试，即是要求考生在本身所属的户籍与原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若没有遵守，只要违反其中一项，就会变成冒籍应试。但实际情况是，在童试的各级考试中，均存在原籍应试的例外情形，如借考异地、调考。借考异地与调考的考生，仍是以原籍地所属户籍类别报考，且多数情况下也依原籍地学额录取，只是考试地点并不在原籍地。另外清代科举考试又存在着针对流动人口实行的“寄籍应试”。

寄籍应试，是指某一考生或其祖父、父亲落户至原籍之外的地区超过20年，且在寄籍地有房产、田产，或已在当地安葬有祖父、父亲的坟墓，以茲证明落籍。基本上，寄籍应试的考生一般都以“无原籍可归”为前提，考前需通过当地官府向上呈明其为寄籍应试，就能在寄籍地应考，否则即使前述都有达到要求，若没有官府的证明，也会被判定为冒籍应试。

有这么多应考方式，可以想见清代冒籍考试有多普遍。嘉庆二十二年（1543）礼科给事中陈斐，就以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生员多冒籍上奏：“其中奸宄之徒，或因家居之时，恃方作奸，败伦伤化，削籍为民，兼之负累亡命，变易姓名，不敢还乡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众多，解额有限，窥见他方人数颇少，逃学入京，结投乡里，交通势要，钻求诡遇，有之；或以顺天乡试，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识，暮夜无知，可以买托代替者，有之。一遇开科之岁，奔走京城，寻觅同姓，假称宗族，贿嘱无耻，拴通保结，不得府学，则谋武学；不得京师，则走附近，不得生员，则求儒士，百孔营求，冀遂捷径”，冒籍的手段可谓花样繁多，这些目的皆在为了进士及第的那一天。

由于冒籍情况实在太过严重，因此在顺天府举行的考试，还专门设置了审音御史，即在考场审查考生的方言来判断该考生是否有冒籍的行为，并采取相当严厉的冒籍应考处罚。《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

生童有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若有中试者，在内科道，在外抚按，核实题参，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当差。如另有刑丧过犯，诈伪夤缘等情，依律治罪。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已中科甲，优免户田，亦不得于祖籍、近籍重迭混免。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代表清廷要求各地游学士子回原籍应试，若有冒籍者，一律革去功名、拔除官职，发回原籍后继续服劳役。

不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实在太大，为了功名利禄的美好前程，许多人还是选择铤而走险，故冒籍仍旧屡禁不止，除非牵涉到钱财。民初教育家张謇（1853－1926年）在著作《啬翁自定义年谱》中提及年少考取秀才时，父亲曾花钱幚他冒籍考试：“幼时曾误受塾师之诱，假报邻县籍贯入学，即饱受要挟欺诈，耗资千金，几至破家。最后不得不向学政（提督学政，为清代主管地方文化教育的官员）自首”，这次考试不仅让张謇倾家荡产，也让他吸取教训，最后在41岁（光绪二十年恩科，1894年）时终于高中状元。

除了京师考试冒籍情况泛滥外，有应试特殊待遇的省份也常有冒籍情形。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决议将台湾收入版图、隶福建省管辖，其科举考试即按照福建的规定执行，不过台湾士子于福建乡试中还设有应试保障名额。由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只要求台湾有田产入籍者在邻里结状后即取得应考资格，让不少泉州、漳州士子为了考取功名，跨海来台冒籍应考。例如考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台湾籍文进士的王克捷，由于其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幼年才隨父赴台，居住在诸罗县（今嘉义市），有冒籍之嫌，故一般认为首位“开台进士”是在台湾土生土长，于道光三年（1823）进士登科的郑用锡（1788─1858年）。

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前，清廷依然没有杜绝冒籍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