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听从袁盎的计策把晁错腰斩，晁错该不该杀？

晁错（公元前200—154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因向景帝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故而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为了平息叛乱，采纳了袁盎计策，腰斩晁错于东市。

从上面简单的过程不难看出，晁错之死牵涉到的因素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个事件和四个方面：事件，即建议汉景帝“削藩”。四个方面分别是汉景帝，诸侯王，袁盎，晁错。由于晁错被杀之后，诸侯王并没有退兵，故而相当多的人把他的死归咎于袁盎的挟私报复（两人政见不同，又有私怨），但是假如能够真正理性客观的分析晁错被杀的根源，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首先，晁错建议汉景帝“削藩”来巩固、加强中央集权，从皇帝本身和大汉帝国的利益出发是正确的，但在彼时的形势之下，在道义上却是站不住脚的。

汉朝的分封制乃是高祖刘邦手创，目的是通过分封同姓诸侯以来拱卫皇室，虽然在景帝登基之后，有少数王侯作奸犯科、行为不轨，但大部分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如此一来，削藩既违背了高祖刘邦定下的规矩，又没有合理的借口，自然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非但汉景帝最初犹豫不决，而且朝臣们大都持反对意见，但是晁错依仗皇帝的宠信，一意孤行——“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譁疾晁错。”

其次，景帝时代，诸侯的藩国总数达到二十二个之多，控制的领土和人口与汉朝政府手中的郡县相差无几，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削藩”，自然需要极其谨慎，不但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还要提前制订完善的计划，按部就班的缓慢推进。

然而，信心爆棚的晁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朝廷诏令的形式一次性的、光明正大的“削藩”，等于同时向二十二个藩王一起开火，妄图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犯了轻敌的致命错误。

最后，但凡做事情，都要有两手准备，要有备用计划。可是当以吴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之时，晁错立刻进退失据，显然他是完全没有做预案的。

更荒谬的是，叛乱发起之后，晁错竟然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关键时刻把老大推到危险的前线，自己却躲到安全的都城，满朝文武和汉景帝，自然没有一个不恼火的。

我相信看到这里，读者应该都明白了，晁错之死，他自己要负60%的责任，下令处死他的汉景帝负30%的责任，提议杀他的袁盎只需要承担10%的责任，至于叛乱的诸侯们，则没有任何责任——喊个口号找个借口而已，根本没有把是否杀掉晁错当作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汉景帝的责任要比袁盎的大一些呢？

第一，是汉景帝无原则的宠信造成了晁错的擅权和一意孤行，最终才让局面一发不可收拾。第二，作为皇帝，汉景帝违背了起码的“信义”。不错，“削藩”是晁错的提议，但目的是维护皇帝的利益，并且得到了同意才推行的，结果却被毫不留情的出卖了。第三，进退失据，判断错误，以为杀了晁错就能平息叛乱，并且是用欺骗的手段，当街斩杀，根本不给晁错解释和辩护的机会。

袁盎之所以提议诛杀晁错，是因为得到晁错想要杀他的消息。“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纯粹是保命的手段而已，无可厚非，自然不能负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