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历史发展，看景德镇陶瓷书法具体展现，其发展受何因素影响

引言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古老且又独立的艺术种类，都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拥有十分久远的发展历史，也具有相互联通的艺术特征。二者的艺术结晶“陶瓷书法”同样历尽了数千年的洗礼，从石器时代直至今日，“陶瓷书法”通过一代代陶瓷匠人和陶瓷书家的捶打与精炼，不断散发出新的光芒。

中国古代的陶瓷器生产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清代时期的景德镇地区。清代是“陶瓷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而景德镇是清代“陶瓷书法”发展的重要中心。

清代景德镇的陶瓷无论从制瓷的工艺技术还是瓷器的装饰手法来看，皆具备极为高超的水平，拥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因此清代的瓷都景德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瓷业生产中心，为世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一、社会因素的影响

“陶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种类，其作品作为一种工艺品，通过生产、设计、书写、制作等一系列的环节后，有的作为艺术鉴赏品观赏，有的作为日常生活器皿使用，但一种工艺品需要持续发展或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繁荣程度，其成因不会仅仅是某种单一的原因，而应该是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成因。

1、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崇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瓷质优良且制作精美的陶瓷向来被统治阶层所爱重，这些精美的陶瓷除了对外贸易和赏赐赠送的作用之外，还作为皇家祭祀和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供奉之器，同时也作为皇家日常的生活用器和观赏陈设之物。

也正是因为清代统治阶层对陶瓷的喜爱和推崇，清代御器厂生产的陶瓷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

同明代一样，能够代表清代整个时期陶瓷发展水平的，仍然只有被誉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虽然清代初期陶瓷并未得到较好发展，发展速度变得非常缓慢，但却并非是停滞不前。

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在广大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之下，康乾三朝的经济逐渐进入了繁荣期，清朝统治阶层对陶瓷生产进行相当大力度的政治支持与经济支持，陶瓷生产制度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机制改革。

明清两代的督陶官在职务和责任上都有着较大差异，明代主要由宦官担任督陶官一职，而清代中央派往景德镇地方督陶的皆是在陶瓷、书法、绘画或者文学等方面具备专业素质的品官。

清代督陶官的工作职责不仅是督理常规的制瓷烧窑工作，与此同时还带领御器厂中才智卓越、技能高超之人从事陶瓷生产的研究工作，从而追求更为高超与精湛的技艺。

清代官窑瓷业取得众多的杰出成果与清代督陶官制度执行下的高效管理是紧密相关的。康乾时期的督陶官如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凭借他们的艺术禀赋，潜心创新陶瓷工艺，对宫廷御器制造业尽心竭力，对御窑悉心高效的管理，使清代御器厂的陶瓷艺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

2、陶瓷市场的蓬勃发展

市场是人们互相交换商品的区域，也是商品的制造个体和商品的使用个体之间产生各类联系的区域。正由于陶瓷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必不可少的实用之器，时常是以商品的身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

因此陶瓷器的造型与其装饰的设计、制作、生产等都必须与消费者群体的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密切结合，适应消费者群体需求的商品才能得到不断的生产与发展。

清代的陶瓷市场已经可以称为是非常庞大，不仅有官方市场与民间市场构成的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各国组成的国际市场。

我国封建时期的瓷器生产来源分为两种：官窑与民窑。官窑专门烧造皇家、宫廷用瓷。官窑瓷器的生产制作是直接由官府进行督造和采办的，在官窑的发展过程中曾实行过三种生产方式：一是“官督民烧”的方式，是由政府机构进行监督，民窑负责烧制贡瓷。

二是“官办窑厂”的方式，是由政府建立的皇家窑场，专门烧制皇室、宫廷用瓷，例如明时景德镇的御窑厂；三是“官搭民烧”的方式，这是属于官窑和民窑二者合作完成的生产方式，是在官窑之内完成制坯成型的制作工序，然后再将成型的半成品放置民窑之中进行烧制，例如清时景德镇的御窑厂就是“官搭民烧”的生产方式。

相比较于朝廷建立且带有一定政治性质的官方窑厂而言，民窑其实属于民家运营、不含政治性质、而具有营利性质的窑厂。

而民窑不然，民窑的生产不受到朝廷限制，在设计制作等方面都不受局限，因此民窑所设计制作的陶瓷产品较之官窑产品而言，民窑产品的器型种类更为多样，艺术风格更为丰富。民窑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国内以及国外各社会阶层广泛所需的生活用瓷与观赏瓷，故之民窑拥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

在清代政治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兴旺繁荣的大背景下，国内的商品市场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和进步，而瓷都景德镇的陶瓷产品贸易在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有着甚是重大的贡献。

清代景德镇陶瓷的国内市场包括清代皇家成员与一般官僚阶层为代表的官方市场以及普通百姓和民间文人代表的民间市场。由于皇家对陶瓷的高度重视和官方市场的精品需求，所进贡的陶瓷器都是“千中选十，百里选一”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专门进贡给官方的官窑瓷是分为两种：御窑瓷和普通的官窑瓷。

前者对应的是皇室成员，后者则是对应普通级别的官员。另外民间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日用瓷和民间文人爱好的陈设瓷所组成的民间市场，其需求量达也到了相当规模。

清代国内的交通条件已经发展的较为完善，同时还有畅通便利的海上商道，都使得景德镇开拓庞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更加方便与高效。我国的陶瓷外销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最初是唐中晚期开始外销，发展到了清代，外销瓷的出口数量快速上升至历史高峰，销售区域基本覆盖全球五大洲。

清代时期陶瓷的对外输出通常是依靠统治阶级对异国使节的赐赠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这两种方式。清代历代皇帝对于各国觐见的使节都曾赠与瓷器，但数量一般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赐赠出国的瓷器一般都是官窑瓷器，而贸易输出的瓷器大多是民窑瓷器。

此外，清代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来自阿拉伯、印度、缅甸、日本等各国的贸易商人直接来到我国做瓷器生意，以及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也相继来到我国，将我国生产的陶瓷器运往世界各地进行销售贩卖。可见清代的景德镇陶瓷在广袤的世界市场中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重要的影响力。

国际市场的高度追捧也极大促进了清代陶瓷市场的蓬勃发展。清代前期，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早已声名远扬，受到世界各地顾客的喜爱，尤其是欧洲地区，在欧洲王公贵族的上流阶层中，精致的中国陶瓷工艺品已经成为王公贵族们炫耀和彰显自身财富的一种方式，中国瓷器逐渐成为了欧洲大多国家中上阶层最喜爱的装饰品之一。

与此同时，不仅是欧洲市场对于我国陶瓷器的需求十分巨大，朝鲜、日本等邻近国家也进行大量购卖，位于我国北方的沙俄也曾于康熙年间来到我国定制各式各样的陶瓷器皿。来自美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多个国家都力图以各种途径来大量购买我国瓷器，同时东南亚、婆罗洲、爪哇等地更是我国陶瓷器出售的主要地区。

3、文化积淀的昌盛繁荣

除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动和国内外陶瓷市场的蓬勃发展，清代“陶瓷书法”高度繁荣的另一重要社会成因，则是文化积淀的昌盛繁荣。清代的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陶瓷工艺以及文学、金石、戏曲、诗歌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都到达了一定高度。

清代的书法艺术有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狂放行草，也有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的篆隶书法，还有更为功利实用的馆阁书风，更有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朱耷、郑板桥、扬州八怪等一大批响彻古今的著名书家，称得上为“百家争鸣”。清隶、清篆独树一帜，书法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首次确立，清代书法的发展达到了空前。

清代初、中期的康熙和乾隆两位帝王对于书法艺术推崇备至，因此当时以书取仕的现象很是常见。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然而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却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新高度。这种书法现象离不开当时大的文化背景，清代朝廷注重官员的书法水平，书法与科举入仕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科举考试中，书法水平精湛、书写工整规范的考生占据很大优势，反观书法水平普通的考生，则往往因此受到轻视，位次后延甚至不录，在此时自身书法的水平常常能够影响着一生的命运。

清代绘画艺术方面，同样达到了极为繁荣的境况。清代时期的文人画十分盛行，山水画和水墨写意技法广泛流行。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位帝王对艺术的重视与推动，清代的宫廷画也得到了发展与创新。清代的绘画艺术有尚古和创新两大趋势，各有杰出代表，都发展出各自的风格与流派，名作佳品更是不断出现。

在陶瓷工艺方面，清代康乾三朝的制瓷工艺水平可视为是一座岑岭。但凡前朝已出现过的制瓷工艺或是陶瓷品种，在康乾时期皆有所进步或者创新。

清代所制造的瓷器质量以及瓷器生产数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陶瓷工艺的长足进步使陶瓷的种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陶瓷上的铭文以更加多样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故之陶瓷工艺的进步对陶瓷的铭文装饰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

与之同时也直接促进了“陶瓷书法”的发展。书法、绘画、陶瓷、文学、金石等诸多方面的蓬勃发展构成了清代繁荣的文化背景，这些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文化因素对于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的快速发展无一不起着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二、参与制瓷群体的影响

清初至清中期政局较为稳固，百姓安宁，生机盎然，国内经济正迅速增长。特别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对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开放的社会环境。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成因，同时在来自帝王的身体力行、宫廷画家的竭力付出、“新安画派”的积极影响、“珠山八友”的有力推动以及民间工匠群体的前赴后继之下，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逐渐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峰。

1、王公贵族的官方画家群体

清代统治阶级对于陶瓷工艺的爱重和重视，是清代陶瓷工艺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康乾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极为爱重陶瓷，陶瓷工艺发展得最为强盛，这离不开帝王身体力行的有力推动和以督陶官为主要代表的官方画家群体的努力付出。

康雍乾三帝热爱文艺，其中乾隆皇帝对陶瓷与书法更是极为喜爱，他经常会将自己所作的御题诗与喜欢的陶瓷器相结合，创作“陶瓷书法”作品。

同时清代督陶官们的勤奋与付出对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年间，臧应选任督陶官；康熙中后期，有朗廷极进行督造；雍正年间，有年希尧；后面还有接替他的唐英。以督陶官为首的这些官方陶瓷工匠群体，不仅会冶陶制瓷、能书善画，并且大多都擅于写词作诗，文化素养较高。

2、“新安画派”的画家群体

明末清初之际，在徽州地区汇聚起了一支善用笔墨，精通书画的“新安画派”。“新安画派”在当时的国内画坛独树一帜、大放光彩。因其地缘关系、价值观点以及作品的风格都具有相同性质，故此时人称其为“新安画派”。

清代中后期，社会经济逐渐衰退，“新安画派”需要寻找生存之道，于是“新安画派”之中多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来到景德镇地区进行陶瓷艺术创作来满足生计。

然而他们不仅是自己进行艺术创作，他们还将自己的艺术手法、书画技艺教于他人，这样一来“新安画派”的艺术风格逐渐在景德镇这块艺术土壤之中生根发芽。

“新安画派”中的陶瓷画家与景德镇普通的民窑画工之间差别甚大，前者不论是在“陶瓷书法”水平、绘画技艺，亦或是文学底蕴、诗词造诣等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优于后者。

总的来看，“新安画派”的画家群体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书法”的艺术成长。

3、“珠山八友”等瓷画家群体

清代晚期，国力衰退，御窑厂逐渐衰落，一群拔群出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人突然兴起，“珠山八友”就是这之中技艺卓绝的典型代表人物。“珠山八友”之中近乎五成皆为安徽徽州人，这使他们在前期的成长阶段中就受到了“新安画派”有益的艺术熏陶，“珠山八友”后来所达到的成就可以说与“新安画派”的影响分不开。

严谨的来比较，“珠山八友”群体与“扬州八怪”群体并不相同。“杨州八怪”是一个风格独特、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而“珠山八友”实质上，他们是具有一定程度朋友情谊同时艺术修养和艺术追求又非常接近的一个艺术家群体。

“珠山八友”的创作被视为文人画与陶瓷结合的杰出代表。一方面，“珠山八友”这群艺术家自身都拥有着颇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创作水平，同时兼具诗书画印等多方面的艺术技能，所以不论是他们专业创作的水平方面、诗词文学的修养方面，亦或是艺术审美的高度方面，都是一般的陶瓷画工不可比拟的。

“珠山八友”为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极大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使景德镇地区的陶瓷工艺、陶瓷绘画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同时“珠山八友”为景德镇培养出了很多陶业精英，直至今日依旧有很多的年轻人受“珠山八友”艺术群体影响而成为景德镇陶瓷艺术行业生力军中的一员。

总之，流传不一的“珠山八友”都是当时瓷都景德镇陶瓷艺术领域中首屈一指且超群绝伦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近代至现代陶瓷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名家。

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取得的长足进步，离不开以督陶官唐英为代表的官方群体的有力推动和辛勤付出，同时也离不开众多文人群体和民间艺术家群体的积极参与。

这当中具有主要代表性的就是善用笔墨寄情山水的“新安画派”群体，和受到“新安画派”艺术熏陶与影响发展起来的“珠山八友”群体，也都成为了景德镇陶瓷艺术行业的一份子。

这些艺术群体的成员无论是在自身的文化素养方面，还是翰墨丹青等艺术修养方面皆具极高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为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注入了盎然生机与崭新活力，同时也将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参与群体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陶瓷的艺术化倾向

自从陶瓷出现以来，就与艺术形影不离。当人们使用陶瓷已经足够满足其最本质最基础的功能——实用性，即陶瓷的造型与使用符合日常生活所需之时，人们便对于陶瓷的功能并不满于仅仅是实用，也随之人们的艺术审美不断提高，便开始对陶瓷进行美化，陶瓷逐渐趋向艺术化。

在陶瓷艺术化倾向的发展之下，衍生出许多陶瓷艺术种类，如陶瓷绘画、雕塑瓷、颜色釉瓷以及“陶瓷书法”等。其中的“陶瓷书法”就是陶瓷艺术化的经典产物和典型代表，它是陶瓷工艺与书法艺术的结晶产物，其书写记录的功能增加了陶瓷的实用性——能够以书法的形式在陶瓷上记录生活或事件。

同时书法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种类，人们数千年来对书法本身就具有极为浓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崇尚书法的民族习惯，并且“陶瓷书法”的作品内容、字体、题材、布局等设计都随着陶瓷器的造型、尺寸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极富艺术性。

陶瓷的艺术化倾向可以认为是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艺术体现，同时可以认为“陶瓷书法”等艺术将在此基础上不断的超今越古，成就艺术辉煌。

1、初始功能

实用是人们最初始时制作陶器的唯一目的，人们为了增加陶瓷的实用性，区分自己与他人的物品或是标记不同作用之器，从而选择在陶器上进行刻画图像或标记符号来起到记事的作用，这此时陶器上面所标记的符号虽然不是真正成熟的文字，但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陶瓷书法”的起源与雏形。

随着陶瓷实用性的这一初始功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陶瓷器的造型不断地丰富与变化，不仅是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也是迎合人们审美上的需求。

实用不仅是最初时制作陶瓷的目的，在工艺极为繁荣的清代也必须把实用放在制瓷第一位，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再对陶瓷进行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实用是器物艺术化的初始功能，也是基础功能。

如同工匠在制作紫砂壶时，工匠放在首位考虑的是紫砂壶的壶体结构怎样设计能够满足并且便于注水与倒水的需求，同时制作壶盖须口盖紧密、严丝合缝，在满足这些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实用需求之后，工匠们才会再去考虑在紫砂壶上进行书法、雕刻或者是绘画装饰。外在形态是它视觉语言的全部，陶瓷器型始终固守着实用意识。

2、艺术需求

起初人们在烧制陶瓷器物时的第一需求是实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再逐渐追求器物的审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器物的实用性是审美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审美性构成因素之一。

审美性与实用性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之间不会有难以消除的隔阂，并且当实用作为制作者主要需求之时，器物的审美性就有可能会被忽略，可以说明实用是制作器物最基础最初始的出发点。

当然这仅是制瓷最初始的出发点，社会的不断进步也促进了陶瓷的不断发展，原本单一满足日常使用的陶瓷也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化需求。

陶瓷的艺术需求的增加和成熟能够体现出我国人文、科技、社会等方面的进步，当下陶瓷艺术已经发展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成熟和丰富，但它的艺术需求却是愈增不减，这是当下我国文化自信在陶瓷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

3、书法需求

陶瓷从最初的日用器皿到后来的珍贵艺术品，从生活陶瓷到艺术陶瓷，这段发展过程极为漫长，历经数千年。在此过程中，“陶瓷书法”一直茁壮成长，其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陶瓷书法”也有着数千年的发展脉络。

陶瓷与书法在相互需要、相互作用的关系下不断成长，“陶瓷书法”发展到清代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程度。清代的“陶瓷书法”不再同石器时代的“雏形”那般，仅做简易的记事之用，而是有更高更深的实用意义。

“陶瓷书法”艺术发展至清代达到了其历史的最高峰，陶瓷作品上的书法内容能够反映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不论是生活原始的远古时期亦或是工艺繁荣的清代时期，陶瓷艺术化的书法需求都是巨大且不可替代的，同样陶瓷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陶瓷书法”的精神文化功能

我国的书法艺术与如今所谓的“办公字体”或“美术字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书法艺术追寻和注重其自身的精神内涵，而后者的“办公字体”“美术字体”只用来满足实用功能，缺乏内涵，欠缺精神文化性。

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除了追求高度完美的作品效果，更注重自身的精神文化功能，此时有相当数量的“陶瓷书法”是专门用来祈福祝愿、寄托情感，或者满足其他某种精神文化需求。

“陶瓷书法”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是一种艺术装饰形式，同时它也是创作者表达内心精神和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总的来看，清代“陶瓷书法”艺术具备了极高的精神文化功能，与作者的内心、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

1、吉祥喜庆生活的期盼

在清代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日用瓷中，景德镇“陶瓷书法”则较多体现出一种吉祥喜庆之美。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的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美好祝福和生活期盼的词语或吉语，例如“福寿康宁”、“福如东海”、“龙马精神”等等诸如此类的吉祥词语。同时还有许多器型通篇使用“寿”、“福”等吉字装饰的，以表达福寿安康的美好祝福和期盼。

“陶瓷书法”中的吉祥文化随着“陶瓷书法”的发展而逐渐出现并丰富起来。从陶瓷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当陶瓷不再是单一作为器具只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使用需求，而是成为了拥有寄托情感、摆设观赏等功能的艺术作品以及其他角色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时，陶瓷中便逐渐融入吉祥元素，这包含着人们对吉祥喜庆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的发展达到高峰，“陶瓷书法”中的吉庆之美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来，寄托着皇家以及老百姓对健康、长寿以及幸福生活等一切美好的祈祷、祝愿和期盼，此时陶瓷也承载着一定的精神寄托。

2、文学趣味的精神表达

清代统治阶级实行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同时不断强化文化专制统治，役使知识分子沉迷故纸，怡情翰墨，寄意丹青，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兴盛，学术与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进行了相互渗透，这是促成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与学术文艺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康乾盛世社会稳定，文学繁荣，诗文、小说、戏曲、绘画、书法、茶道、陶瓷等方面都在迅速发展。艺术中的艺术——“陶瓷书法”也在非常“讲究”的发展。

某一文化艺术的繁荣都得益于多元因素的催发，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书法与陶瓷这两种“父母”艺术，同时也离不开绘画、诗词、文学等其他“姊妹”艺术的繁荣发展，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清代文学的繁荣使得文学装饰在陶瓷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盛行开来，这之中包含常见的诗画结合的形式、通篇诗词文章装饰的形式，另外还有以戏剧和小说故事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素材的等等，题材种类非常丰富。

文学题材装饰形式能够彰显民族精神，是高度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陶瓷艺术表现形式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这也展现出了清代社会的崇文风尚与陶瓷匠人们的崇文心理。

陶瓷因书法更为生动活泼，书法因陶瓷更为闲适雅趣。清代崇文的社会风尚以及各类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极大提高了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的内容丰富性、题材多样性与文学趣味性，也提升了“陶瓷书法”艺术的自身魅力。

总结

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是我国“陶瓷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岑岭，也是整个“陶瓷书法”发展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历史时期。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都在陶瓷上尽情表现；“陶瓷书法”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诗歌、名篇、佳句、吉语、警句等。

创作形式上有单独以书法创作的、有诗书画印相结合创作的，还有结合文学戏曲人物的；颜色上有釉上五彩，也有釉下青花；以及陶瓷器型的丰富多样等种种因素，让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达到其历史顶点，熠熠生辉。

同时清代景德镇“陶瓷书法”为整个“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奠定下了非常厚实的基础，可以让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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