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商丘古都文化的辉煌篇章

本文转自：商丘日报

因循殷商文化、圣人文化和商宋文化，商丘诞生了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应天书院。应天书院是四大书院中唯一建在都城（陪都）的书院，也是唯一升为国子监的书院。

应天书院，全称应天府书院。应天府，名字是怎么来的？应天府，北宋之前叫宋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因赵匡胤曾于乾德元年（963年）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宋州为艺祖（赵匡胤）龙兴之地，遂将宋州升格为应天府，仍为京东路路治，后为京东西路路治。

应天书院由私学进阶为国子监，办学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私学。应天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936-947年）。唐朝覆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书院的前身睢阳学舍由此而生。

当时有商丘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

第二阶段：府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邑民富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300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建立书院，“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赐名“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从此，应天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宋人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

第三阶段：国子监。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又升格为南京，为宋朝陪都之一。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丧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应天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应天书院曾经创下过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辉煌纪录，学子们“不远千里”“皆归之”，兴盛一时。

应天书院在北宋前后的商丘产生，主要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圣人文化与儒家思想；二是科举制度与书院兴起。

圣人文化与商丘素有渊源。商丘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宋国，是“中华圣人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四大学派皆出自宋国。商丘产生了“中华圣人文化圈”，是圣人之都，也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丘地域文化——商宋文化。

书院的兴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科举正式诞生于隋朝，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李世民曾言：“天下才士尽入我彀矣!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变，在于通经致用。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载：“天下庠序，视此而兴”。《九朝编年备要》载：“宋兴，天下州府有学始此”。元代赵孟瞓《义学记》载：“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时，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应天书院，繁荣于中华文化的繁盛期——北宋，根植于诞生中华圣人文化的商丘。应天书院与应天府文化，是商丘古都城文化重要的辉煌篇章，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