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慈禧的侄女婿，光绪帝的连襟

清末，朝中大权掌握在“两王三贝勒”之手。所谓的两王则是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二的醇亲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载沣曾为清朝二百六十多年间，继多尔衮之后的第二位摄政王，庆，亲王则曾为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所谓的三贝勒指的是载沣之弟载涛、奕劻之子载振，还有多罗贝勒毓朗。今天所说之人虽然没有两王三贝勒爵显名贵，但个人能力毫不逊于这五人，却抑郁而终。

慈禧的侄女婿，光绪帝的连襟

慈禧的弟弟桂祥有三女：长女静荣、次女静芬、三女静芳。三姐妹都由姑姑慈禧指婚。其中，容貌最差的静芬嫁给光绪帝成为皇后；体态最丰盈的静芬指婚给铁帽子王顺承郡王讷勒赫为福晋，容貌最标致的则被指婚许配给当时的辅国公载泽。这就是叶赫那拉氏三千金嫁爱新觉罗家族三位爷。

1894年，辅国公载泽与静荣成婚后，即晋封为镇国公。此时相距1877年10岁的载泽袭封辅国公已过去17年。这场特别的婚姻助力载泽由辅国公晋封为镇国公。这背后的人物自然离不开慈禧。因这场婚姻，载泽不仅成为慈禧的侄女婿，还变身为光绪的连襟。虽然光绪与慈禧之间关系紧张，与皇后隆裕感情平淡，但对这位比自己年长3岁的连襟却是非常的信任。这一切还要从载泽小时说起。

载泽曾过继给“老五太爷”绵愉的四子奕询为嗣，并改名载泽，袭封辅国公。但载泽幼时生长在醇亲王府，并受到醇亲王奕譞的喜爱，风度极像醇亲王，善于骑马，并且书法极好，尤其擅长馆阁体。等到载泽稍长，醇亲王即推荐载泽进宫入上书房陪伴光绪帝读书。在光绪眼里，载泽不仅是自己的伴读，还犹如兄弟一般。由于，光绪与同父异母的三兄弟年龄相差甚大，在政治上无法依靠。因此，当父亲去世后，光绪与载泽关系更加亲密。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与慈禧之间关系紧张。一边是年轻无权的皇帝，一边是老谋权重的太后，大多朝臣站到了太后一边，成为后党。而支持光绪帝的朝臣少而无权。其中，光绪帝信任的皇亲国戚则更少。此时，虽然载泽与静荣结婚一年，并成为慈禧的侄女婿，但他始终站在光绪一边。光绪帝对其信任有加。当时，光绪帝在书房中锁好一个抽屉，和载泽各持钥匙一把，以便君臣交换对人对事的看法。载泽与光绪一样也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最年轻的五大臣，任肥差年入十万

1905年，清廷派五人出国考察政治。有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与载泽。五人中只有载泽是宗室，其他四人则是堂堂的二品大员。不料，就在五大臣出发时却发生了谋杀爆炸事件。在这次爆炸中，载泽受轻伤，徐世昌与绍英遭受重伤。

当慈禧与光绪得知爆炸事件后，立即召见载泽，催促他抓紧出洋考察。最终，出洋五大臣定为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这五人中属载泽最为年轻。这一年，他三十七岁，其他四人则超过不惑之年。载泽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并收获颇丰，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他向慈禧与光绪提出立宪的三项益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在他的推动下，1906年，慈禧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载泽受到慈禧与光绪的重用，39岁时担任度支部尚书（户部尚书），40岁时加贝子头衔。此时，载泽每年的常规收入达到十万银元。后来，他又在皇族内阁中担任度支部大臣兼盐政大臣。虽然，此时清廷已穷途末路，但担任肥职肥差的载泽仍然收入颇丰。载泽的住所被称为泽公府，具体位于东皇城根（今名地安门东大街）路北。有两座门，其一为车门，小卧车上个斜坡可以开到车门里面，大门内为三组东西并列的院落，东路建筑不太正规，有佣人住房、大厨房等，中路有四层院落，分别由正房、东西配房、耳房组成。后院为载泽的住所，正房悬有溥仪的御赐匾额”惟清堂“。西路是府中花园，书房部分。就在载泽担任度支部大臣期间，因收入颇丰，对府中后花园建筑进行大规模装修。

俸饷断绝被迫借贷度日，无银葬身女儿欲卖身葬父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隆裕皇后宣布王公府邸由公产变为私产。此时，溥仪的小朝廷依然存在。那些显赫得宠的王公还能领取俸饷。由于王公府邸依然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以致于京城中的很多失势的王公开始典当府中之物，甚至卖府度日。这一切都由府中”管事人“对外联系和对内弥补、支撑。管事人如何使用手腕，府内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子们根本不知。于是，管事人代表整个公府，勾结当地军阀平分一部分公府地租，甚至还用各种名义中饱私囊。王公府邸每况愈下，而管事的腰包则越来越鼓。

泽公府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命运。由于泽公府用度浩繁，生计艰难。府中的管事人总管府中之事，每当用钱时，管事人就要向外挪借。然而，管事人所借的这些钱其实是他多年来所侵蚀盘剥的钱财。管事人令使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然也略知其中的猫腻，但因平常不管事，已成习惯，并不知怎样去做。数年之中，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不动产等项都概入管事人之手。当府中已成空壳，无利可图后，管事人拒绝为之借款。

贝子溥伒曾卖掉朝阳门内北小街的”九爷府“之后，载泽厚着脸向溥伒借款四万元。但这些钱对于生活奢靡的泽公府也如杯水车薪。1929年，在政治上失意与经济上困顿的双重打击下，载泽抑郁而终。载泽去世后，讨债的人蜂拥而至，以致于丧葬各事，无人负责，不能举办。载泽生前曾以府产抵债借款数万元，一切都由管事人经手。此时，一位军官前来讨债，并要限期收房。谁也不曾料到，当年煊赫一时的载泽身后能沦落到如此境地。

在朱德裳的《三十年闻见录》中记载：载泽去世后无法葬身，有女已及笄，自愿卖身葬父。此事为熊希龄所知，念及当年载泽的知遇之恩，亲自到泽府，并为其办理身后诸事。载泽的灵柩运到良乡（今丰台区）贺照安葬，府址卖给了远东宣教会。直到五十年代初，泽公府一直由远东宣教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