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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后,入关的清军在快速收纳明朝遗产、疆土的同时,也接受着明朝的麻烦。因为导致明朝覆灭的原因之一“党争”,并没有跟随明朝一起灭亡。
崇祯登基后不久,短暂复兴的东林党因为“会推”和“己巳之变”激怒了崇祯,大量东林党骨干要么被罢斥,要么被贬迁到南京闲任上。朝堂也就此形成了北方系官员打压南方系(东林为主)的南北之争。
注:崇祯元年会推内阁大学士,在东林的操纵下崇祯授意的周延儒始终入不了会推名单,最终崇祯罢免了东林骨干钱谦益。崇祯三年,温体仁、周延儒借“袁崇焕案”,推倒了东林内阁,从此东林势力被挤出了朝廷并向南方转移。
清军入关后,北党骨干纷纷投降了满清并进入新朝廷供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天启朝知名的阉党冯铨(唯一一个在明清两朝都出任内阁大学士的人)。在他的引援下,不少原先依附阉党的人都在新朝廷获得重用。
换句话说阉党在满清朝廷复起了,而此时南方系的官员则坚持明祚,组建了弘光朝廷。因此南北两派不但泾渭更加分明,双方的矛盾也更深。不过满清很快就”填平“了两者之间的鸿沟。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克南京并俘虏了弘光帝,南党成员也纷纷投降满清并入朝为官。虽然又走到了,但是相互之间的仇视一点也没减轻。
北党中的原阉党分子想要报仇。对于南党来说不但旧怨未了,昔日仇人还把朝堂不少要职给占据了,怎么能不争,怎么能不斗。
首先发难的是北党成员孙之獬。
清军刚入关时就发布了“剃发令”,孙之獬等首批投降的官员就依令剃了发。但很快多尔衮考虑到刚入关立足未稳,为了减弱汉民的抵抗,又收回了强制剃发的命令。因此南党官员大量投降后,朝堂的汉族官员就出现了剃发和未剃发共存的场景。
虽然是五十笑一百,但南党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开始拿剃发这事耻笑孙之獬等北党成员,羞恼不已的孙之獬遂出了狠招,他奏请多尔衮重新执行剃发令。把你们的头发也剃掉,看你们还怎么张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新仇旧恨之下,南党也展开了猛烈的报复。
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开始“预热”。他上奏摄政多尔称,现朝堂和各地官员多为原明朝官员,其中有不少贪腐败类、逆党成员,需要甄别出来并罢斥。
没经历过“明式”朝堂斗争的多尔衮,对这种泛泛之词并未重视。他只是表示朝廷肯定会重用忠良、罢斥奸佞,但是弹劾要具体而且得有实证。
八月吴达再次上奏多尔衮,弹劾北党领袖冯铨置地方灾害于不顾、票拟自专、擅权索贿、认魏忠贤为父、招纳原阉党成员结党等五大罪状。
紧接着给事中杜立德、许作梅、庄宪祖,监察御史李森、罗国士、桑芸等十几人一拥而上,纷纷弹劾冯铨,并要求斩冯铨父子以谢天下。最后在南党的发动下,朝堂很多汉官也纷纷上疏附议。
这就是明朝朝堂斗争的标准流程–去皮见骨,从小到大逐步酝酿出舆论。弹劾是不是事实不重要,有没有证据也不重要。即便是能自证清白又怎么?大家都认为你有罪,就是你无法洗脱的罪。
多尔衮一下就陷入尴尬之中。
群议纷纷之下,不处理冯铨,就难以服众收心;处理冯铨,又会打击那些实心为满清效力的汉臣的心。两难的多尔衮,十多天都没有表态,似乎打算把这事情给拖下去,不了了之。
杜立德认为多尔衮的沉默代表他在犹豫,他觉得再加把力多尔衮就屈从朝堂的压力,处置冯铨。杜立德继续上奏称,冯铨势大,刑部都不敢言其罪。一是进一步制造攻击冯铨的舆论,二是逼迫刑部堂官们出来表态,拉他们下水。
在杜立德的带动下,言官们发起了第二轮弹劾,被裹挟进来的朝堂官员也越来越多。
多尔衮是在犹豫,但是他不是在犹豫要不要处置冯铨,而是在思考怎么处理这场风波。因为此时多尔衮已经看出,冯铨仅仅是开始。
一旦处置了冯铨,南党势必继续攻击北党其他成员。不说自己会被牵着鼻子走,如果形成南党把持朝廷之势,局面只会更麻烦。而这场风波又不是驳回几个言官的弹劾就可以平息的。
一番准备之后,多尔衮召集满族大臣、内院大学士、刑部、科道官员等官员在重华殿举行满汉大臣会议,亲审此事。
首先,多尔衮要求刑部、科道、冯铨就弹劾的具体罪状进行三方对质。但是鞫问的结果,是言官们的弹劾全都没有实据。多尔衮不但斥责了言官们“蹈明陋习,陷害无辜”,还将他们定性为结党。并且还给之前被攻击的孙之獬等人站队,表扬他们率先剃发投诚的忠心。王于重华殿传集内院大学士等官、及刑部科道各官、逐一鞫问。所劾冯铨、孙之獬、李若琳各款、俱无实迹……据尔等所劾三人、皆系恪遵本朝法度者。即此足见尔等结党谋害……《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礼科给事中龚鼎孳不满意这个结果,但是他也没有实据给冯铨定罪,于是就开始翻旧账,把话题往冯铨的阉党身份上去引。他站出来弹劾冯铨,“乃背负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
注:满清入关之初的打的旗号是为明朝报仇、正溯。因此明面上持尊明朝诸帝,反对李自成、张献忠、阉党等的态度。
冯铨辩解称自己也曾上疏弹劾过魏忠贤,先帝(崇祯)清理阉党时没有降罪杀他也旁证了他不是阉党。而且他指出龚鼎孳投降过李闯,货真价实的叛逆,没资格责难他。被揪住辫子的龚鼎孳以魏征为例,替自己辩解。
多尔衮逮住这个机会就训斥龚鼎孳,做了叛逆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敢将逆贼李自成比作唐太宗,居心何在?在多尔衮的上纲上线之下,众言官也就偃旗息鼓,被他们煽动起来的群议也就此平息。流贼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孳何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实否?”鼎孳曰:“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王笑,曰:“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已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征以李贼比唐太宗?”《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最后多尔衮也没有借这个机会对言官们和南党官员们下狠手。相关言官都没有治罪,自取其辱的龚鼎孳后来还升迁为太常寺少卿。
因为北党独控朝堂,对多尔衮而言也不是件好事儿。因此他在维护冯铨为代表的北党的同时,也提拔着南党官员。这两党的共存和平衡,会互相刺激对方更忠心于他。这就是制衡的“美妙”,也是千年不变的帝王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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