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

本文转自：镇江日报

□ 华 翔

网红“铁头”一次瞄准目标、精准打击的“惩恶扬善”，让杭州新东方停课，也让杭州教培集体地震。半个多月了，这个故事后续不断，一波三折。更深刻的讨论自有大家评述，不侃。

但“自诩正义的举报，却踢到了家长的钢板上”这个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情节，却让人想起现代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理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集体最佳选择，即：当市场中每个人都进行个人利益最优行为的时候，市场（或社会）的整体利益是无法达到最优的。

不是吗，国家正式出台“双减”政策，是“集体最佳选择”，是为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大多数家长、学生们，其本心也是欢迎这个政策的。只是，在教育“内卷”的现实情况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家长、学生们的“个人最佳选择”却依然是——上补习班，甚至，这最佳程度都到了“钢板”。但事实上，韩国的情况已然证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集体最佳选择”，严酷的教育“内卷”不仅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沉重负担，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经济学本也不是这样说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富论》中这样描述：“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

但博弈论的出现，以其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上述理论，指出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对立：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从个体理性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两者的差别则在于，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博弈论，起源于研究人们玩扑克、象棋等室内游戏时的行为决策，后来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工具，它的研究基础，正是策略环境即相互依赖性，表示一个人行为对另一个人的利益造成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古典经济学让我们认识到了市场机制，而博弈论则为合作性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个例子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篮球巨星乔丹，其NBA生涯一共15个赛季。他的“个人最佳选择”，也就是个人表现最无敌、疯狂创造各种数据纪录的时候，是86-87赛季和87-88赛季。86-87赛季，他场均得37.1分、5.2个篮板、4.6次助攻、2.9次抢断和1.2次盖帽；87-88赛季，他场均得35.0分，得分略有下降，但是篮板5.5个，助攻5.9次，还有3.2次抢断和1.6次盖帽，数据都要好过上赛季。

然而，这样的巅峰数据下，乔丹却始终与总冠军无缘。改变发生在“禅师”菲尔·杰克逊升任主教练之后。他告诉乔丹：“自从里克·巴里之后，得分王就没拿过冠军了。”“我们需要分享球，在进攻端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而当乔丹不再“个人最佳选择”，分出球权，走向合作，融入三角进攻之后，“集体最佳选择”就来了，球队拿到了两次三连冠，乔丹也得到了六个总决赛MVP，反而实现了个体的最大利益。有评论说：“纵观乔丹职业生涯，高光时刻是职业生涯初期，收获时刻是他成熟起来。”这个成熟，正是乔丹理解了团队的概念，学习了合作的方式。

一个篮球队，其集体的范围并不大，可以让我们很快地看到“个人最佳选择”与“集体最佳选择”之间的演变。但“双减”与补课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其复杂性、争议性更大，没法议。但“自诩正义的举报，却踢到了家长的钢板上”，恰告诉我们，生活中，博弈无处不在。

事实上，博弈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全新的思想，“它不仅研究人们如何合作，而且研究人们如何竞争”，不仅奠定了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更成为科学家研究众多与人类行为相关课题时的首选方法。经济学家继续使用博弈论分析人们如何做出有关金钱的决策；生物学家用它来建立假说以解释适者生存原理和利他主义的起源；人类学家使用它来研究原始文化，从而说明人性的多样化；神经科学者也加入了博弈论研究的行列，通过研究博弈者的大脑，试图发现决策如何反映人们的动机和情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如是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