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处罚兴奋剂阳性运动员是怎么回事？

分析几起引发广泛关注的美国运动员兴奋剂案例。今天介绍第一个案例，也是在国内外都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反兴奋剂组织（USADA）让3位兴奋剂阳性运动员做卧底，免于处罚。

以后会介绍两起国内很关注的污染导致兴奋剂阳性案例：短跑运动员Erriyon Knighton检测出类固醇阳性被认定为食物污染；美国花样游泳运动员Calista Liu被发现dorzolamide（多佐胺）阳性，被认为是通过皮肤接触其父治疗青光眼的眼药水。Knighton与Liu都被免于禁赛，还参加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

回到今天要说的兴奋剂阳性运动员卧底事件。

1.兴奋剂阳性运动员卧底事件

3名兴奋剂阳性运动员免于处罚，最早是路透社在8月7日曝光。

据路透社报道，2011-14年，USADA允许3名查出兴奋剂检测阳性的田径运动员（跑步项目）继续参与比赛，未做处罚（其中一人为解除检测阳性后的暂时禁赛），以换取三人作为卧底线人，搜寻“上线”信息。

根据USADA与WADA在路透社报道出炉后的声明，可以证实至少在2021年，WADA就得知此事，且表达反对。USADA认为卧底行动是反兴奋剂需要的，但表示今后没有WADA明确许可的情况下不会再采取类似方式。

USADA与WADA双方声明也有不同，WADA说自己在2021年知晓，强调USADA在将近10年时间里允许兴奋剂阳性运动员继续参赛。可USADA称WADA在2021年前就知道此事。

根据WADA，两名阳性运动员属于低级别水平，但有一名是精英水平，参加过美国奥运会选拔赛以及国际赛事。由于做了卧底，这些运动员名次、奖金均未被剥夺。

路透社报道后，WADA的反应可以说是极为剧烈，认为USADA违反了国际反兴奋剂准则。可看一些细节，不难发现WADA的强烈反应有关键漏洞：WADA知道此事是2021年，距今已经3年，这对WADA来说不是新闻。

WADA给路透社的声明说的是“WADA现在知道有3名运动员。。。”无论是WADA表现出的“震惊”还是用“现在”形容得知此事的时间，都有点怪。

8月14日，英国《卫报》发表了兴奋剂阳性运动员卧底的深度调查，为我们带来更多信息。

2.卧底的肯尼亚运动员

《卫报》深度调查原文我在文末给出了链接，感兴趣的建议去读一下。该调查首先给人的冲击是兴奋剂检测阳性后被USADA招募去做卧底的运动员身份：一名肯尼亚长跑运动员，不是美国本土运动员。因此，一些“媒体”以及WADA广泛隐射的USADA放任美国阳性运动员参赛有过度引申的嫌疑。

路透社报道提到有3名运动员成为卧底，WADA提出其中两人是较低级别的跑步赛事运动员。《卫报》深度调查恰好是在参加低级别跑步赛事的运动员。不过，路透社报道中提到的运动员检测阳性是11-14年，《卫报》提到的运动员是2015年成为卧底，不确定是否属于检测阳性与达成卧底协议的时间间隔。无论如何，《卫报》报道为我们了解此类卧底的具体情况极有帮助。

这名成为卧底的运动员是肯尼亚长跑运动员。他的马拉松成绩算是世界一流，不过在肯尼亚这个长跑强国，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奥运选手。很多非洲运动员出身贫困，一个讨生活的方式是去美国等国家参加一些二流长跑比赛。这名肯尼亚运动员就走上了这条路。

这些二流长跑比赛不是纽约、伦敦这些著名城市的大赛，往往在美国的中小城市。赢下马拉松的奖金比起大赛也少不少，但也能有1万美元，一万米赛事奖金则能有5千美元。一年如果赢几场比赛，对这些来自非洲的运动员来说也能改变生活。

这些低水平赛事很少被反兴奋剂组织监管，这名肯尼亚运动员属于不走运，USADA出现在了他参加的一场赛事里，尿检发现他有19-去甲睾酮阳性。19-去甲睾酮也就是诺龙，是一种类似睾酮的类固醇，属于严重的兴奋剂违规（类固醇科普）。

由于是诺龙，让USADA调查员认为这可能涉及国际范围的禁药使用，这名运动员的身份：年轻的非顶级选手，又让调查员觉得可以试试“策反”（奥运冠军级别的运动员为了声誉不太可能承认使用禁药，更别说做卧底）。另外，这名运动员居住在纽约，地理位置上方便调查员联系。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2015年，USADA的调查员说服后者成为“卧底”。由于运动员使用的不少兴奋剂违反美国联邦法律，这名运动员属于DEA（美国缉毒局）的线人。

正常情况下，药检阳性后运动员会被暂时禁赛，调查后经仲裁确定最终禁赛时长。但为了防止被其他人怀疑，这名肯尼亚运动员的卧底合作协议允许他继续参赛。条件提供与其在同一个训练营的其他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情报。另一个条件是不能使用兴奋剂，USADA调查员表示卧底期间对这名运动员做了严密的检查，确保他不再使用兴奋剂。

3.最新进展让WADA说辞深度可疑

一个最关键的细节：该卧底行动一开始就告知了WADA和世界田联。也就是说，WADA实际知晓USADA的卧底行动，至少能追溯到2015年，远早于如今WADA自称的2021年，更不是所谓的“现在知晓”。

WADA在《卫报》调查公布后坚持称是2021年才被告知，可《卫报》指出至少有一名WADA的调查员深度协助了USADA的卧底行动。WADA随后表示自己没有调查员参与此事的记录，而且自己的调查员也无权允许此类行动。

《卫报》没有公布WADA调查员姓名，可在8月19日，前WADA首席调查员公开发表申明，证实了《卫报》说法，也让WADA对整件事的陈述更为可疑。

这名前WADA调查员是Jack Robertson，2011-2016年供职于WADA，此前在DEA工作26年。他的部分陈述如下：

WADA不仅知晓、批准了USADA的卧底行动，还深度参与。当时WADA的2号人物总干事长David Howman还专门听取了相关报告。

Robertson离开WADA后长期批评WADA在俄罗斯集体使用兴奋剂等事件中不作为，可能让人觉得未必中立。可是在Robertson发表声明后，前述提到的WADA当时的总干事长Howman也作证，表示Robertson所说的一切符合当时的情况。David Howman如今是负责世界田联反兴奋剂事宜的AIU（独立于世界田联）的董事会主席。另外，Robertson还指出如今的WADA总干事长Olivier Niggli彼时是亲自负责Robertson所在部门的预算，完全知晓当时与USADA等机构的合作。

总之，《卫报》调查在内的诸多进展多指向WADA更早就知晓甚至是深度参与了USADA的卧底行动，让WADA在路透社报道出来后的“愤怒”显得荒谬无比。若真如WADA所说，调查员协助卧底行动，WADA却没记录，后者本身运作是否正规值得怀疑。

4.卧底运动员提供了什么？

《卫报》报道也显示了卧底行动提供了什么：进行更有针对性药检的情报。

如今大赛期间往往有密集的药检。越来越多的违规运动员不是在比赛时期用药，而是在平时训练中“嗑药”。训练时用兴奋剂，让选手能练得更多、更强，也能在大赛时占优。飞行药检就是针对这种非赛事期间违规，可第一，飞行药检只能重点查少数精英，第二，很多兴奋剂使用者也开始注意药物代谢特点，选择那些代谢更快的药物，让抽查中招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通过内线情报，反兴奋剂组织可以踩在准确的时间点上进行药检，应对那些隐蔽性更好的兴奋剂使用。此外，除了药检阳性，证人指证、拥有违禁药物，这些卧底能提供的情报也能让反兴奋剂组织做处罚。

USADA从2015年开始的卧底行动刚好在时间线上与肯尼亚大量长跑明星落网一致。前马拉松世界记录保持者Wilson Kipsang在2018年4月-19年5月，四次逃避指定的药检抽查，如今被禁赛4年。2017年伦敦马拉松冠军Daniel Wanjiru在2020年被禁赛4年，原因是一次药检显示血红蛋白偏高，意味着可能使用了EPO这类促进血细胞生成的禁药。而这是17-19年随机抽查14次才找到的证据。

目前肯尼亚有91名田径选手被世界田联下属的反兴奋剂调查机构AIU禁赛，全球第一。根据《卫报》报道，AIU与USADA在相关情报收集是合作关系，上述情报收集对于世界田联查处长距离赛事中非洲与美国一些训练营的兴奋剂使用至关重要。

《卫报》报道中的卧底运动员最后还是受到违法兴奋剂规定的处罚，包括此前比赛成绩被取消，不过这是药检阳性很多年后。也涉及WADA表达的不满之一：药检阳性运动员未及时受处罚。但WADA表达的是名次奖金都未被剥夺，似乎不吻合。

5.更多疑问需要答案

虽然WADA的很多说法可疑，但争端的另一边，USADA的行为也有需要追究的地方。

类似《卫报》报道的低水平运动员参与卧底，或许可以理解。但根据WADA，有一名是高水平运动员，参加过奥运选拔赛。这名运动员得以参与如此重要的赛事，对其他运动员是否公平？此人参加奥运会选拔赛，USADA是否有预案，万一拿下奥运选拔资格怎么办？难道派他参赛？

WADA反兴奋剂规则里有违规运动员如果协助“破案”，可以减轻处罚。但USADA这种不处罚直接派去做卧底，没有明文规定。WADA目前的声明认为这是违反规则，USADA认为明文没有不允许，为了更有效打击兴奋剂可以尝试。而别的反兴奋剂机构有指出对应“破案”有功的阳性运动员，WADA的反兴奋剂规章不仅可以减轻、暂缓处罚，还有允许不公开阳性检测结果，USADA的卧底行动也不算超出范围（不公开，暂缓处罚）。

这或许是需要各反兴奋剂组织协调一致澄清的。WADA建立的目的：推广国际反兴奋剂规则，就是为了让全球反兴奋剂标准更一致。在卧底事件上，不同机构对规则的解读显然不同，谈何一致？

另外参与低水平赛事的肯尼亚运动员身份也值得关注。这些运动员来自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同意参与卧底时是否有足够的权益保障？WADA与USADA都提到为了这几名已退役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不能公布姓名。这些运动员被说服成为卧底时是否真的了解并理解此类风险？

《卫报》调查非常准确地指出类似那位成为卧底的肯尼亚运动员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往往来自社会经济层次较低的背景，很多时候要面对地位完全不对等的经纪人、中介组织，辛苦赢来的奖金有多少能到自己手上都难说。一些贩卖禁药的组织其实就是利用了他们的弱势。可不仅违法组织会侵害弱势群体，在美国历史上，执法机构也有伤害弱势群体的先例。USADA是否真的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还是同样有利用嫌疑？

USADA的CEO Travis Tygart因抓住自行车名宿阿姆斯特朗服用禁药而出名。当时背景是阿姆斯特朗的多名队友已经因为违反兴奋剂规则被抓，Tygart坚信阿姆斯特朗绝不干净，不断深挖最终钓到大鱼。有这样的历史战绩，不难理解Tygart领导的USADA会不满足抓小鱼小虾，想办大案。但USADA是反兴奋剂组织，不是警察，不是FBI，应该有必要的职责界线。

USADA的调查员表示全球每年收集的药检样本只有25-30万，阳性率不到0.5%，没有“卧底”等创新方法，很难有效打击兴奋剂使用。但这些方式创新无疑也带来了全新的风险，如何平衡风险、职责，也是反兴奋剂组织需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