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宣判》都是法与理光辉的展现

本文转自：法治日报□金文浩

法治电视剧《宣判》以虚构的某省省会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叙事平台，以案件进程的发展为叙事主线，结合人物心态与观念的转变，徐徐展开了一幅法治画卷。本剧选取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任副院长齐衡为新时代中国司法人员的代表，通过其司法实践的进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展现了中国式司法结构，即通过在具体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突出了中国式法律体系运作的独特优势，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有效实现了中国式普法，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社会理论有机结合的成果。本剧主线剧情所反映出的中国法律体系的价值追求，即办案追求事实真相、法律实践不忘初心、司法彰显公平正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司法实践的细致描摹，彰显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有机结合下的中国式司法，生动刻画了兼具正义感与人情味的法治社会图景。本剧不论从其美学意义出发评判，还是从其普法价值开始探究，都可以被誉为近年来法治剧创作中的精品。

探源一线司法人员办案全貌，力求还原真实办案流程，为观众展现一幅法治中国图景。《宣判》在创作技巧上相比于传统的法治剧更加重视其现实性，而相比于一般的普法栏目更加注重其趣味性，本剧的创作可谓艰辛，制作组积极响应建设法治社会的号召，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先后查阅了上百个司法案例，采访了上百名一线法官，从现实经验出发，在司法实践中找寻素材、提炼剧本，让剧中情节与现实生活交相辉映。本剧基于现实拍摄，旨在反映现存的社会问题，于剧情推进中深度还原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及履职界限，从司法的角度切入，通过疑难案件的司法进程为观众揭示各司法部门在诉讼过程中的合作与制约，彰显了国家惩治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的决心与信心。在以往的法治剧中，死刑执行过程常常以字幕解说的方式呈现，难以体现死刑作为刑罚最强手段的威慑力与在中国法律体系下司法机关对死刑判决的慎重考量，但《宣判》一剧真实地重现了死刑全过程，将熊建林从宣判、死刑复核、死刑执行的全过程呈现给观众，使观众切身体会到国家对于死刑案件的审慎态度和惩治违法犯罪的高昂成本。

多元化艺术手段塑造鲜活司法形象，彰显司法美学，揭示形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关系。《宣判》并不是对案例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多种艺术手法的巧妙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批鲜活的人民法官形象，一改人民群众对于法律工作者的刻板印象；运用大量的场景细节，侧面渲染出波谲云诡的案件进程；以案情转折层层递进，逐步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一次性勾勒人物形象导致的形象平面化、刻板化，在复杂的案情中全面展示了新时代司法队伍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剧同样拒斥了传统法治剧忽视日常生活剪影的路径，大胆创新，选取了工作与生活相结合的全新角度切入，以求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在工作中，齐衡既是主持正义的法院领导，也是年轻法官的前辈导师。在工作之余，齐衡又是居家“好帮手”，被年轻法官称为“暖男大叔”。剧中，每个角色都被赋予了其特有的身份、背景与经历，在案件中或正或邪，有着不同的故事和动机，每个人都与整部剧情紧密相连，以多元的社会关系，构建出一个错综复杂但逻辑严密的故事网络。

不忘初心、坚守信念，铁拳出击维护公平正义。法律旨在维护公平正义，以求实现定分止争的法律效益。司法工作者作为法律的代言人，以其不忘初心、坚守信念、敢于担当的法律精神，为中国法治进步添砖加瓦。齐衡在刚上任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之际，就接手了案情错综复杂的“渔船杀人案”，经过抽丝剥茧般的层层调查，最终在幸存者的证词中发现了些许蛛丝马迹，在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配合之下，查明了郑夺杀人的法律事实，为案件的定罪量刑打下了坚实基础。

细腻笔触刻画复杂人性，真实情节揭露内心变化。《宣判》因其情节所包含的真实性与手法所具有的细腻性，使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变化的轨迹符合现实逻辑，兼具美学色彩与逻辑理性。司法程序中，法官不能仅仅是一台冰冷的司法机器，而是要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通过对法律的温情适用妥善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剧中吴书记的形象代表了正义、原则与情感的碰撞，他所作出的每一次抉择，都是对人性的深度刻画，立体呈现了情与法、权与责、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本剧兼顾审美乐趣与教育价值，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理念、塑造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寓教于乐。用艺术的手段将法律知识揉进剧情之中，让非法学专业的观众也能够轻松理解法律知识，并引起情感共鸣，引发深度思考。一方面，传播了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是贯穿全剧的核心理念。在熊建林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中，由于收废品的醉汉王朋丢失的背心被熊建林捡拾用来作案，且王朋刚好经过案发现场，于是便被当成了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律师此时也认为铁证如山，劝其认罪。但审判法官认为定罪证据不够，于是当庭宣判无罪。另一方面，传播了依法独立公正办案的法治理念。剧中的一些案件正是在司法工作者的坚持下，才使得案件办理不受其他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如在熊建林故意杀人、强奸案中，被害人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女儿，办案压力较大，但法院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办案，最终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