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据媒体报道，阿里地区党委宣传部、阿里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均表示，已对此次献血情况进行复查。

车祸后的第46天，上海女孩余言言陷入了另一场“危机”。

她发在短视频平台记录车祸前后经历的视频里，出现了不少争议片段：从西藏阿里把她转运到四川成都的包机，“各种开道”的救护车，还有两张她与丈夫陶立的微信聊天截图。

其中一张截图里，陶立告诉她：“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地区）部门，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整个阿里自治区（地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余言言回复：“小姑姑牛X。”并在截图上方用黑色大字标出：“家里人不放弃，拖（托）关系把血续上。”

这些字句把她和家人拽进舆论的中心。在成千上万条评论里，她被叫作“公主”“血槽姐”，为她献血的人成了“移动血包”。网友扒出了她和家人的身份信息，试图找到公职人员为她献血和高价包机背后的“猫腻”。

对于前者，她的丈夫向新京报记者解释，“两家几乎没有公职人员，都是一层层地求人帮忙。”对于后者，她的父母表示困惑，“包机钱是借的。我们只有一个女儿，会不拼尽全力去救吗？”

丈夫的说法前后不一，显然未能让网友信服。11月30日，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陶立，尝试再次沟通此事，但对方未接听，或挂断。

针对上述质疑，11月29日，新京报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阿里地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称，献血是当地干部群众的自愿行为。据媒体报道，阿里地区党委宣传部、阿里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均表示，已对此次献血情况进行复查。

余言言与丈夫陶立的聊天记录。网传视频截图

4次病危通知书

视频是余言言在11月28日下午发布的，车祸后经过40多天休养，她的身体正逐渐好转，“鬼门关”走一遭，她想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也是感谢救助她的人。”余言言的母亲说。

10月14日车祸那天，她和丈夫正自驾行驶在219国道上。这对9月底刚刚举办婚礼的新人，按照蜜月旅行计划，从上海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安徽、河南、甘肃、新疆等地，抵达了西藏阿里地区。

对于这趟旅程，余言言的父亲有些担心：“我实际不想让他们去，这么远的路还要开车过去。但小夫妻两个出去玩也正常的，我也不能扫孩子的兴。”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穿过阿里地区的219国道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旅途中，两人路过的“界山达坂”路牌提示他们，当时的海拔已经有5347米。

余言言觉察到自己有些高原反应，吸起氧气。下午1点左右，正在驾车的陶立也感到缺氧、晕厥，随后发生了单车车祸，车头遭到撞击，严重变形。陶立没有受伤，但副驾的余言言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车祸现场。图源：短视频截图

“一路上靠好心人送氧气瓶撑着，上救护车人还是有意识的。”余言言在视频里写道。而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阿里医院”）出具的一份病危通知书上，余言言被诊断为“肝破裂，腹腔出血，失血性休克，胸部损伤……”

陶立记得，那时妻子的状况非常危险。

“医生说我妻子肝撕裂，像豆腐一样，情况非常的复杂。肝撕裂的位置深、血压又大，缝了两个小时都缝不上，血止不住。他们（医生）当时填了12块纱布在我妻子肚子里压着，因为缝不住，只能靠压力止血。”陶立说，从10月14日出事到10月16日，他一共签了4次病危通知书。

存血告急

阿里医院的医生刘洋接诊余言言时，是10月14日晚上。他听说，这对度蜜月的夫妻发生车祸后，妻子先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检查，发现肝脏破裂，又被紧急送来阿里医院。

当晚10点多，余言言被推上手术台，全身麻醉后，医生对她进行了剖腹探查、肝破裂修补术和胆囊切除术。

“因为肝破裂情况严重，做了结扎以后，其他的没法做。（余言言的）血压也特别低，再加上当时可输的血量也不够，所以（我们只能）紧急做了一个纱布填塞，下了手术。”刘洋回忆，术中，余言言出血大约2000毫升，输入了8个单位红细胞悬液、800毫升新鲜冰冻血浆。

到了10月15日，适配余言言的存血也告急了。

阿里地区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媒体，当地人口稀少，血站库存不足。刘洋也经常遇见类似的急缺血情况，这时，血站、医院一般都会“号召内部员工、社会上的人和附近部队的人献血，身边的同事也会把信息转发到朋友圈”。

“因我院重症科一名患者严重失血性休克，病情极其危急，需要输注大量A型Rh阳性血救治，如有血型符合且有意愿献血的同事，可到阿里地区血站献血，感谢各位同事的帮忙。”和平时一样，这次医院也发了消息，号召职工献血。

在当地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当地人口不多，平时看到朋友圈里有需要献血的消息，干部群众都会出于好心主动去献血，不论是谁需要。”

“这次也一样。”这位工作人员说。

刘洋记得，从术后余言言的出血情况看，平均每天的用血量不止两三千毫升。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短时间内筹到如此多的适配血是有难度的，“献血是自愿的，有人组织，但不一定有人会献。”担心筹不到足够的血，刘洋在10月15日提醒陶立，“医院在想办法，你们家属也得想办法。”

得知妻子缺血，陶立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家里人。“当时阿里地区卫健委也帮我们，问我户籍地是哪，可以找户籍地的卫健委求助。”陶立说，自己和妻子都是上海人，便四处托人，层层去找（关系）、去问，希望能联系到上海卫健委。

10月16日，几位上海援藏的医生来到阿里医院为余言言会诊。而据媒体报道，在接到医院通知余言言因手术需要大量储蓄血液后，多方动员组织献血，自发献血者不仅有当地公职人员，也有民众。

刘洋也记得，10月15日到17日，不到三天时间里，不少人到血站献血，其中有数十名公职人员。15日和16日，血站的人加班开展制备红悬、新浆，筛查传染病等工作。最终，他们成功筹到了余言言16日到18日输入的950毫升新鲜冰冻血浆、4个单位红细胞悬液和1000毫升全血。

转运余言言的湾流G550。网页截图

“特权”

血到底是怎么来的？在看到“家里人不放弃，拖（托）关系把血续上”的字样时，网友们都想知道答案。

“我们普通人的命就不是命吗？”“公务员辛辛苦苦考上后，是你们有钱人的移动血包吗？”类似的质问出现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或者视频弹幕里。

刘洋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见过武警、消防等部门的负责人在医院和余言言家属对接。陶立解释，这是自己和家人一个个求来的。

“谁都求。”他形容当时自己的处境：“（妻子）人快不行了，我们就见缝插针，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求。”

他向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求助，希望他们能请示领导一起帮帮忙，还在网络上发求助信息：“我求助阿里地区的a型血的兄弟们能帮帮我献血！求求大家了，我们今年9月27号才结婚！求求你们了！”

11月29日，阿里地区相关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的献血行为并不是强制的，而是和平时一样，是献血者的自愿行为。

而提到自己的小姑姑，是因为“小姑姑是平时一有事就会出来帮我的人，所以当时发信息时第一时间想到了小姑姑。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市卫健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至于那位小姑姑，陶立否认了她是公职人员身份。

这与那张引发巨大争议的聊天截图内容不符。对此，陶立解释，截图中的对话是妻子刚刚脱离生命危险、苏醒时，他发送出去的，与事实不符，有夸大的成分。

“我是想鼓励她，让她安心下来、安定下来。” 陶立说。

这种说法显然未能让网友信服。新京报记者就此事多次尝试致电陶立，但都遭到挂断或未接听。

新京报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是什么（关系）都没得，一个（人）都不认识。”余宗民不记得两家中有亲戚是公职人员，女儿本人则是上海某区一镇上的银行职员，并非网传的医护人员。

谈及陶立小姑姑的身份，余宗民在支支吾吾中称自己并不清楚她的具体身份，只知道她“快退休了”。

他是在10月16日中午见到的女儿。那时女儿的伤情仍然很严重，好在血已经续上。至于血是怎么来的，他自称并不知情，“（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在他看来，这是遇见了“好心人”，是“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的结果。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从上海赶来阿里时，到拉萨的机场转机，遇到当地下雪，当天的飞机无法起飞。机场警方也替他着急，甚至提议开车送他，可车程要20个小时，还不如次日坐飞机快，这才作罢。“人家一听这个事，都帮忙的。”

包机转运

10月17日，余言言的伤情缓和，“手术切口创面渗血减少，各项化验指标上升。”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当时她的血小板特别低，这边没有可输的血小板。”刘洋说，此外，因做过纱布填塞，余言言还要进行二次手术，后期则需要探查肝脏情况。

日喀则的上海援藏医疗专家建议，先不做手术。专家告诉家属，伤情的缓和创造了一个转院的时机。如果后期感染加重，或出现其他问题，在阿里医院很难进行救治，可以通过包机转院的方式，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接受救治。余宗民和陶立听从了这个建议。

余宗民提到，这次转运服务由海南某航空医疗急救服务公司提供。该公司微信公众号提到，其主营业务为“重症医疗长途转运”，提供包括医疗专机在内的多种转运服务。新京报记者查询得知，余言言使用的是湾流G550公务机。余宗民说，公司给他们的最终报价是120万元。

“这是救我女儿的命啊。”余宗民没犹豫。

他清楚记得女儿发生车祸的时间，那时他正在吃晚饭，接到电话得知女儿情况危急，“整个人傻掉了，一下子躺到地上去了”。等回过神来，他又立即从上海坐飞机赶往西藏，遇到大雪飞机没法起飞，他坐在机场等到天亮。

“人命关天的事，肯定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就在高原上等。”余宗民说，为了凑齐转运的钱，他向“好心人、单位的领导”借，一笔笔钱通过手机转账过来。

10月18日10点，余言言开始转院。

从医院到机场的路途中，警车在前方带路。下午1点，湾流G550在阿里昆莎机场降落。一个小时后，飞机起飞，机舱内，余言言被固定在床上，身上插着管子。下午5点，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转乘救护车后，余言言顺利转入成都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下称“华西医院”）接受救治。

对于网络上争议颇大的“警车开路”，余宗民解释，那是当地警察好心帮忙。“女儿女婿出了车祸，就是他们处理的，他们这几天也都守在医院，关心女儿的病情。”到了成都后，也是航空公司提供了救护车运送的女儿。

余言言伤情稳定后，余宗民在成都租下一辆大空间的商务车，开了2000多公里，带女儿回上海。余言言躺在车后排，“插着针管，肋骨断了，腰椎、从头到脚都伤了。”

这趟行程用了近三天，开车的时间约26小时，一共花了2000多元。回上海后，余言言在上海一家医院继续接受住院治疗。

余宗民说，自己并非富贵家庭，“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单位里开车的，你说有多少收入？”截至目前，女儿的医疗费用共计不到160万元（包括包机费用），其中，在阿里地区花费将近7万元，在华西医院花费将近10万元。

11月28日，陶立觉得余言言状态恢复了不少。那天下午，她把这段讲述车祸经历、接受“阿里全体公务员”献血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平台。起初，她收到了一些祝福，但很快，评论和私信里就出现了质疑。

当晚余言言就删掉了视频，把账号改为私密状态。

11月29日晚，余言言的母亲告诉记者，有人将两家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发在了网上，属地派出所已经向他们了解情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余宗民有些语塞，“年轻人有时会说大话，可一旦发到了网上，这……”

第二天，女儿还要做造影检查，还不知道检查结果会怎样，现在的他，最惦记这件事。

当晚，开过一场家庭会议后，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内心的想法是，能不发（声）就不发了。”

（余言言、陶立、余宗民、刘洋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左琳 俞金旻

编辑 杨海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