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员室的两小时

本文转自：华西都市报□奉友湘

“嘭嘭嘭！”

我敲开列车员室，年轻并相貌端正的她问：“有什么事吗？”

我把记者证递给她说：“想请你帮忙找个坐的地方，哪怕是在卧铺车厢坐个边凳，或者在餐车待着也行！”这是一趟成渝绿皮慢车，我从内江上车，去重庆公干。车上已人满为患，在人群中插足都颇为不易。

她仔细看了记者证，点头说：“嗯，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找下列车长，看能否帮你解决下困难！”

此时是1987年的初夏。头一年“长江漂流”采访时，我和另一位同事临时从成都赶赴攀枝花，也是没有座位，后来列车长居然给我们补了软卧。

过了好一阵，那位列车员回来了。从她的表情里，我看到了失望。果然，她告诉我，因行车时间不长，本次列车上既没有卧铺，也没有餐车，只有软座，可已全部坐满，毫无办法可想。

我的眼神不由得黯淡下来，看来今晚要站一宿了。

看着我沮丧的样子，她沉思了一会儿，轻声对我说：“要不你到我的列车员室坐吧！”

我连忙说：“谢谢，谢谢！”跟着她进了列车员室。她把门虚掩着，我明白，我们毕竟是陌生的孤男寡女，如果关上门共处于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多少还是有点尴尬。

好在我是记者，便同她摆起了龙门阵。她对记者也颇有好奇心，我就跟她讲长江漂流采访中的故事。在金沙江边如何历险，在攀枝花如何侥幸逃过一场车祸，长漂时三位战友如何牺牲，听得她眼睛里泪光盈盈。

她也跟我讲起了她的生活。她孩子还小，可是断奶后不得不出车，说起孩子，她眼里闪烁着纯净的母爱。

夜渐渐深了，列车员室里昏黄的灯光照着我们。她时不时出去，一会儿又回来继续同我说话。虚掩的门有时会在列车的摇晃中砰地关上。她开了一次又一次，大概最后终于烦了，再也懒得管它，就让它关着。

我看看手表，已经快晚上10点了。

我开始思考今晚怎么办。是继续赖在她这里，还是回到拥挤的车厢里，站着度过漫漫长夜？这是个问题。

我正在胡思乱想，她终于有些腼腆地开口了：“实在对不起啊，你看都这么晚了，大家都休息了，我也要歇着了——”

是啊，毕竟男女有别，要是我和她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一个晚上，不说她，自己也会觉得不那么合适。我提着旅行包离开了。

走出列车员室，我听到背后轻轻传来砰的一声，接着是咔嚓的闩门声响。我方才舒适惬意且美好的感觉，被一道薄薄的木板隔在了门外。

刚才的两个小时恍如梦境。我像醒来的爱丽丝，从仙境又跌入尘世。夜已央，车厢里很安静。只听到列车奔驰发出的隆隆声，以及车厢连接处传来的哐当声，间或夹杂着男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为避免摔倒，我双手牢牢扶紧椅背，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中摇摆，摇摆。

迷迷糊糊中广播突然响起：“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重庆站，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她走过来了，昨晚与我同处一室待了两小时的列车员。她在进行下车前的巡视检查。她侧身挤过一个个乘客身边。我想跟她打招呼，可是她的目光在我身上一掠而过，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或许她根本没有认出我来。我发现，她白皙的脸上显然写着倦色。

列车停稳，我拖着有些麻木的腿，随着人流挤下车。那位端庄的女乘务员站在车门旁边，看着旅客们鱼贯而下。我没法与她说话，只在经过她面前时匆匆地说了声“谢谢”，便被后面的人群簇拥着向出站口涌去。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与人在旅途中萍水相逢，又挥手告别，是偶然中的必然。惟有一种美好的情愫，不会消失。如果今天与她重逢，我依然会对她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