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再婚困难，现实远比“子女干涉”复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婚恋困境，不局限于年轻男女，老年人同样为此头疼。

每五年开展一次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0月公布），2021年，我国老年人中已婚的占74.7%，丧偶的占22.0%，离婚的占1.6%，从未结婚的占1.8%。分年龄组看，高龄老年人的丧偶率为57.0%，中龄老年人的丧偶率为26.4%，低龄老年人的丧偶率为11.2%。分性别看，女性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1.4%，男性老年人的丧偶率为11.9%。

另外，中国社科院早些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0%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但进行婚姻登记的却不足一成。

这些比例，对应到现实中就是数百万乃至千万级的人数。但遗憾的是，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在活跃的舆论场中属于边缘议题，关注的声音微弱。

图为纪录片《前浪》剧照

2025年春节期间，笔者借返回鄂中老家的机会做了一些社会调查，重点关注了家乡一个小组老年人的婚恋状态，试图从中窥见更边缘的农村老年人婚恋的现状、问题及原因等。

婚恋现状

笔者调查的对象是湖北中部D村四组的65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D村四组有120余户，5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25对夫妻双全，丧妻鳏居6人，丧夫孀居19人，双全与丧偶基本上是一比一。而近10余年里，25位丧偶独居老人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再找老伴，仅有三个婚恋案例，还只有一个是成功的，其他两个都失败了。

案例1：

英子，60来岁丧夫。因为英子当初做主将长女留在家吃老米（坐堂招婿），找的女婿是汉江船上的外来渔民，后来得了尿毒症，孙子也患了肺结核，英子觉得对不起女儿，就外出务工以贴补女儿。到县城郊区农村一户人家当保姆，侍候一位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开始工资是每月七八百元。

老人大英子几岁，原为村会计，买有农保。老人有三个女儿，都在县城做生意。英子将老人照顾得很好，老人后来病好了不少，能正常生活。全家人都感激英子，就劝她留下与老会计共同生活，三个女儿现在每月给英子1500元，老会计也还从退休金中给她一些。

英子平时还在周围开荒种地，种菜卖菜。英子不断补贴子女生活，但是女婿开始并不领情，经常骂她是“婊子”；后来女婿生病了，看到英子全心全意支持自家生活，才不再有意见。而D村四组村民都很赞赏英子，觉得她不容易，能与别人一家和睦相处，还比较好地照顾了自家子女。

案例2：

老胡，50余岁丧妻。两个女儿支持他找个老伴一起生活。后来，找了一个隔壁乡镇的丧偶妇女菜花。开始两个女儿对菜花很好，经常给她和父亲买东买西。不久，菜花经不起周围人的怂恿，开始不满起来，经常说些乱七八糟的话，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两个女儿后来不再给她买东西，老胡也越来越看不起菜花。苦恼了一段时间后，老胡让菜花离开了。

案列3：

兰花，50岁左右丧偶。丧偶不久，就开始再找老伴。最开始在家附近找了一位劳改后留场劳动的独居老职工，有微薄退休金。生活了一段时间，被儿子叫回去照顾儿媳坐月子。等她返回农场，那位独居老职工因嫌弃兰花说话不着调，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已又找了一个老伴。兰花后来又找了几位老伴，但都没有共同生活多久就结束了。最后一次更是遭人离弃，原因仍是不会说话不会做人，儿女嫌弃，让老人找个借口丢下她走了。

交换困境

农村老年人，即使到75岁左右还可以种地，虽然缺乏儿女在身旁的亲情抚慰，但是只要身体健康，两位老人相互照顾，日常生活其实也还算不错。鳏寡独居老人都很羡慕夫妻双全的老人，觉得自己过得不叫日子，尤其是鳏居老人，更是觉得苦不堪言。

为啥那些鳏寡独居老人不再婚恋？有一种常规的解释是孝道沦落，这种解释将子女视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完全忽视或无视老年人的需求。比如此前有报道称，丧偶老人再婚比例极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易受子女干涉，财产纠纷多”。

但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霍曼斯认为，交换是所有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人类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经济上物物交换，在此基础上还能进行非物质的社会交换，交换成为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一般都是对称性的，也只有对称性的社会交换才能够使交换双方的收益都能够最大化，也才可以使交换维持下去。

以此视之，农村丧偶老年人婚恋也是一种交换，但常常是一种非对称交换。正是这种非对称交换使得农村老年人婚恋陷入了困境。

资料图

首先，鳏寡之间的非对称交换困境。

就现有观察来看，农村老年人再婚后基本都是女性依附男性共同生活。在两位老人之间的交换中，从生理需求来看，男性老人有性需求获得感，而女性老人因性需求减弱，普遍只有付出没有收获感；在情感需求方面，女性老人相对更懂得疼人照顾人，而男性老人情感表达能力相对不足；在家务劳动方面，女性老人主要负担烧火做饭，而男性老人大多只做辅助性劳动；等等。

也就是说，在农村丧偶老年人婚恋中，男性老人获得感普遍要多于女性老人，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对称交换。这正是鳏居老人绝大多数都想找一个老伴过日子，而寡居老人绝大多数都不愿意找老伴的原因所在，也是婚恋中寡居者要鳏居者给她一些钱作为补偿的重要原因。但是大多数农村老年男性基本上都拿不出钱作为补偿。

其次，代际之间的非对称交换困境。

当寡居者进入另一个家庭时，她与子代之间的交换也是非对称的。

从经济功能角度来看，子代的儿女都已长大，或者上学，或者外出务工，基本上不再需要外来老人帮助照料了，也就是说外来老人没有机会为子代创造价值，但是外来老人因进入了家庭，子代不得不支付大量经济费用——要多给一份生活费，要给她过生日、看病，甚至还要走她那边的亲戚，最后还要出安葬费等。全套费用算下来，子代单方面支付了巨大经济成本以及时间成本。

再来看情感交换。两位老人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因性格、生活趣味、交流方式等差异，难免会出现矛盾，女性老人亏损感很强，稍不注意就会外溢给子代，子代就要进行安抚和情感疏导。但是，子代却极少能够从女性老人获得如原来母亲般的真心关爱。可见，在情感交换方面，子代仍然是承担了巨大的损失。

在经济与情感两个方面，子代都是非对称交换的亏损方，所以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特别是一旦女性老人抱怨特别多，给家庭造成了比较多的矛盾，子女就会产生越来越重的排斥心理，然后通过不与老人说话、减少经济支持等方式，有时甚至要求父亲离开她，使得女性老人不得不从这个家庭离场。

结构边缘

老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非对称交换，确实是农村丧偶老人婚恋的重要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更主要是因为老人在家庭社会结构中地位的边缘化。

阎云祥认为，中国家庭伦理文化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家庭主义，关爱、物质等资源向下一代倾斜，出现“倒立的中国家庭”。与此相关的是老人在家庭伦理文化中的边缘化。这种现象是由在家庭结构中老人劳动边缘化到价值边缘化再到需求满足边缘化等链式关联的结果。

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即便是城市清洁都已经不再招聘，也无法进入餐饮服务业了。除了少数老年女性能进城当保姆，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退回农村务农。如果子女在城里安家，他们就耕种全家十来亩地，辛苦劳动一年，若风调雨顺能有1-2万元收入，留下来年的生产开支，除去日常生活开支，再走走人情，也就所剩无几。而年轻子女在城市务工，赚的钱比上一代多了不少。两相对比，在家庭收益结构中，老人的劳动出现了边缘化。

就代际抚育而言，在这个时期，家庭再生产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孙代已经长大，不再需要老人提供照料。老人也已没有体力与知识能力参与第四代的成长抚育。就家务劳动而言，当前城乡分居，一般老人住在农村，也不可能进城为子代做家务。因此，在从孙代抚育中退场后，农村老人在家庭内部的价值也出现了边缘化。

资料图：新华网

虽然当前我国已经跨跃了温饱阶段，农民也已经在奔赴美好生活，但是农村一般家庭的收入资源仍然相当有限，房贷、车贷、孩子上学、娶媳妇等大宗消费仍然是家庭支付的重点，这些都是家庭发展和再生产所必需的，家庭有限的资源就要集中起来优先满足这些需求。在整个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老人找老伴的需求自然就会不断被挤压到边缘位置。

能否对称交换

那么有没有办法实现对称交换，化解农村丧偶老人的婚恋困境呢？

事实上很难，但是也还存在少量机会。比如上述英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化解了交换困境的案例。

英子以保姆身份进入别人家庭，照顾好老人，全家都很感激她，她为全家创造了很大的情感价值，即使有些生活习惯、交流方式等差异，全家也可以包容，这样就可以实现情感上的对称交换；

英子细致照料，使老人的三个女儿可以放心做生意，大家庭没有因父亲生病而造成经济损失，这是她为全家提供的经济价值，全家共同支付她一些钱，实现了经济上的对称交换；

英子平时为了帮助自家长女到处种菜卖菜，但她会做人，没有将这个负担转到别人家庭头上，只将自己的劳动收入给了长女，比较好地平衡了两个家庭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称交换；等等。

除此之外，就笔者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调查来看，还有两种比较好的对称交换。

一种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有少数老人找了非正式老伴，他们平时还是各过各的，只是在日常劳作赶季节时，两人提供必要的相互帮助，男性老人提供必要的耕田等体力劳动，女性老人提供必要的栽菜、做饭等细致劳动；两人平时偶有见面可以相互倾诉，实现对称的情感交流等。

还有一种就是在发达地区农村，老人一般都有退休金，他们还掌握着全家田产房产和集体分红，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所以老人找了老伴后，可以在两位老人间实现经济、情感、生理需求等综合化的对称交换。

总体上来看，这两种对称交换是一种特殊地区或特殊对象的特殊现象。而就当前经济社会条件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是丧偶老人婚恋可能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非对称交换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