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大明末年的救世英雄

大明末期真正能力挽狂澜之人是谁？袁崇焕？洪承畴？还是孙承宗或是吴三桂？都不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自毁长城，洪承畴和吴三桂投降满清，孙承宗备受排挤无法施展拳脚。

大明末期能够力挽狂澜之人非孙传庭莫属，为何？

此人能力出众，孙传庭率自建的秦军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与当时的头号造反头目高迎祥血战四天，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

1637年，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1638年，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秦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二千余人；又在鄜州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

然后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可以说，1638年，是大明帝国最后能够反败为胜的机会，因为内部混乱已经被解除，这一年也是明朝最安分的一年。

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便得到喘息。

1638年，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

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

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打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在无将可用，国家危亡之际，崇祯才又想起了这员虎将，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农民军击败汪乔年后，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帝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帝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偷偷接近民军，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

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卒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孙传庭在力不如人的时候，以智取胜，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农民军虽初战失利，但毕竟人多势众，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试图以战养战，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在后来的郏县之战中，孙传庭率领的陕西官军再次遭受大败，农民起义军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

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

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孙传庭自1619年中进士至1643年兵败身亡的25年间，他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民军的打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不论是在“四正六隅”的联合围剿中，还是在“汛守要隘”的单独行动中，他都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