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智库服务决策的应为实为与何为

本文转自：中国教育报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指出，切实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教育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能力。中国特色教育智库与我国的教育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教育智库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政府输入观点，政府再将观点转化为决策，实现教育事业的科学民主发展。新形势下，教育智库需认清定位，凸显优势，有效发挥服务决策的重要作用。

应为：教育智库服务决策的三重优势

教育智库是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教育智库以国家公共政策、重要战略问题和人民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为研究对象，能够搭建涵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流媒体、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公共政策讨论空间”，在决策者、学界、社会乃至国际之间发挥着衔接和催化器作用。

教育智库是实现党和政府“内脑”与“外脑”紧密协同的重要途径。教育智库作为党和政府的“外脑”资源，需要与党和政府的内部组织——即“内脑”资源建立互信关系，进行供需有效对接和深度互动嵌入，成为让政府想用、能用、离不开的“智囊团”；“内脑”则发挥指导和推动“外脑”的作用。

教育智库是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和实现中外有效沟通的重要窗口。教育智库的发展离不开一流人才的汇聚，世界一流教育智库无一不把建设国际化、高学历、跨领域的人才队伍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其能代表政府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即开展介于官方外交和民间交流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交流活动，因此教育智库的建设成效也是国家教育软实力的体现。

实为：教育智库服务决策的现状探究

诸多教育政策的出台都借鉴吸收了教育智库成果。教育智库也在积极组建研究团队，强化自身研究能力，积极获取资源和项目，形成了包括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在内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良性竞争关系。但在实际运行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教育智库服务决策未实现程序化、制度化、常态化。受传统决策体制影响，党政决策部门较多遵循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路线，决策体系相对封闭。加之国家尚未详细规定教育决策咨询制度相关内容、非正式沟通渠道不畅通，导致一些党政教育决策缺少智库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二是教育智库决策咨询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受教育智库“圈层结构”影响，官方智库独立性相对欠缺，高校智库容易与社会需求脱节，社会智库易面临身份尴尬的局面，导致发展存在“散、弱、小”和决策影响力偏低的问题。比如，一些智库不注重一线研究致使所提建议针对性较差，服务形式偏重单一专题汇编或简报致使深层次加工成果较少，报送周期长致使成果失去时效性。

三是教育智库对完整“政策环”存在断裂参与情况。现有教育智库考核指标偏重高层次批示，受此影响，智库决策咨询多注重政策议程设置、讨论、政策报告和内参撰写等前端环节，对政策征求意见、政策实行、政策评估、政策反馈修正等后续环节参与不多，造成智库大量重复劳动，不能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及时评估和反馈。

四是教育智库的全方位功能尚未有效整合。教育智库服务决策、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引领舆论是一体化、相辅相成的过程，有的智库较为注重单一功能，忽略了智库成果的整体转化效果。

何为：教育智库服务决策的四重路径

强化顶层设计。国家应出台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意见，明确不同类型智库的重要地位和党政决策部门的职责，建立重大事项和常规事项的咨询机制，探索决策咨询产业化之路；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的优势，建立决策咨询需求发布机制和面向智库的信息共享平台；搭建党政决策部门与教育智库的“旋转门”机制，通过政府官员到智库轮岗或智库人员去政府部门借调、担当顾问等方式，缩小学术与政治层面的鸿沟；强化决策过程公开，将智库建议采纳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建构注重咨政等应用研究、过程管理和结果导向兼备的教育智库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教育智库提供的服务进行合理监管。

提高教育智库成果的科学化水平。教育智库要在成果的理论性与应用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独立性与服务性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选拔高端创新型人才、打造领军团队、建立咨政骨干人才库等途径，加强队伍建设；摸清决策部门需求，强化与各级学校、社团、企业、国际教育智库等的合作，建立适合国情的教育质量评估标准，进而精准诊断教育实践问题；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意见，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通过研究报告、举办研讨会、对决策者授课等形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决策事前、事中、事后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智库应发挥自身优势，建设以基础数据信息库为驱动的决策服务系统，从传统的“拍脑袋”服务角色过渡到注重调查研究、数据采集分析、建模计算的技术性支援角色。实现业务重心的后置和下移，对教育政策进行宣传解读和评估，通过实践多方考证发现教育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及时调整研究服务方向，进而提供科学的评价反馈、不断完善教育决策，让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

注重教育智库各项功能的有机结合。教育智库应在服务决策的同时，坚守正确方向，创新教育理论和成果的呈现、传播、应用方式，强化政策教育，有效促进教学实践和教育舆论生态的改进。可以会同政府部门，促进知识的合理交易和知识市场的建设，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区域教育乃至全国教育交流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在全球化语境下，还应加强与国际智库的接轨合作，促进成果的国际化传播，为全球教育治理凝聚共识、提供有效方案。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