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郡历史协会的兴起及其影响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郡史自都铎时期产生后，与英格兰悠远的地方意识相辅相成。到19世纪初，英格兰绝大多数郡均已出版郡史，成为郡内人士构建其地方认同的关键要素。传统上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整合将会湮灭地方意识，而郡历史协会作为英格兰地方史学的重要阵地，其在维多利亚初期的兴起，似乎表明此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以郡作为认同对象的协会组织萌芽于17世纪中期。阿兰·埃弗里特等学者认为，17世纪肯特等地区的乡绅群体已对郡产生强烈认同感，形成了“郡共同体”。除编纂郡志外，乡绅们还在伦敦形成了类似“同乡会”的社团活动。据约克郡人约翰·肖回忆，17世纪30年代生活在伦敦的同郡商人会在宴会中商讨如何为本郡行善事。17世纪50年代，这一习俗蔚然成风，沃维克等郡的商人和乡绅纷纷举行年会、晚宴等活动。此后至少十多个郡举办过此类活动，以特殊着装、菜肴等形式表达对本郡的热爱和认同。不过这些社团多数在18世纪衰落。

以郡为单位的知识协会萌芽于18世纪，其中的郡历史协会（指对某个郡的历史文献、实物乃至地形进行调查研究的知识团体，有学者认为由于当时学科边界模糊，古物、历史和考古等术语几可互换，因此以这些术语为名的协会均可视为历史协会）则要到19世纪才出现。首家郡历史协会大概是1833年成立的沃塞斯特郡自然史协会，随后林肯郡古物协会（1844年）、苏塞克斯考古协会（1846年）、兰开夏郡与柴郡历史协会（1848年）等相继建立。19世纪英格兰的郡历史协会逾30家，绝大多数延续至今。

这类协会何以在此时涌现呢？其一，工业革命所驱动的巨变造成与过去的断裂，引发人们对历史遗产湮灭的关切，产生保存古迹的需求；其二，1832年选区改革及随后的地方行政改革重构了古代郡、城镇的层级和边界，急需新的地方史叙事重建历史连续性；其三，19世纪初议会档案委员会的失败，造成英国历史文献整理的落伍，地方古物和文献亦复如此；其四，城市的兴起使部分乡绅城市化，他们和新兴中产阶级构成地方文化网络的中坚力量，郡协会成为其增进地方认同的重要出口；其五，铁路兴起压缩了区域时空距离，为地方协会的顺畅组织以及公众的高参与度提供可能。因此，郡历史协会是英格兰悠久的地方意识遭遇现代性所带来危机和机遇后孕育而生的。

二

尽管郡历史协会的组织运作对英国考古协会等有所模仿，但其活动以郡为核心，地域特色鲜明。此类协会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不仅致力于扩大会员覆盖面，而且注重从多方面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来增强影响力。

组织结构上，维多利亚时期郡历史协会的赞助人和主席通常由显赫人物如贵族、主教或政治人物来担任，以扩大知名度。譬如，威尔特郡考古协会1854年的赞助人为该郡首席治安官兰斯顿侯爵。主席需担任协会各类会议主席一职，负责控制议程，并享有否决权。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顿就曾任兰开夏郡历史协会主席。副主席一般为8~25人，由郡内教士、乡绅及主要市镇的市长担任。协会成员还有荣誉会员和普通会员，前者来自郡外学有专长人士，后者人数不一，多者数百名。理事会（或委员会）是协会主要议事机构，负责召集会议、审议各项事务等，由主席、副主席、职员及若干普通会员构成，每月或每季召开会议。有些郡历史协会还设置地方委员会，由地方秘书负责该区域事务。

郡历史协会的组织活动主要围绕每年召开的数次大会展开，具有激发公众兴趣，丰富郡内公共文化生活的功能。此类大会多以寓教于乐、动静结合的形式开展，包括发布年度报告、宣读文章和远足等内容。此外，出版文献也是郡历史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出版协会会刊和地方文献两类。前者涵盖协会报告、会议记录、会议文章及收集的古物和器物清单等；后者是协会为撰写郡史所做的准备。如坎伯兰郡古物与考古协会以“额外系列”和“地方书册系列”出版该郡教会、市镇档案；沃塞斯特郡历史协会更声称其出版的“死亡调查”文献“对于地方史家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档案”。确实如此，“维多利亚郡史”不仅以此类文献为基础，其内容和范围也与郡历史协会的工作一脉相承。而像《兰开夏郡与柴郡历史协会会刊》这样的刊物更延续至今，成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三

与此前零散的郡史编撰相比，郡历史协会以更具计划性的组织运作，全面推进了对本郡的综合性立体认知，从而更深刻体察出其与邻郡的差异，及其在英格兰整体中的定位，最终深化了对本郡及郡内城镇、教区的身份认同。

首先，郡历史协会在相互比较与竞争的意识中强化了对本郡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认知。18世纪后期城市间的对比成为当时地方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这种比较意识在19世纪蔓延至郡层次。1854年，西德尼·赫伯特在威尔特郡考古协会宣称该郡的文物遗存“是历史的完美象征”，呼吁“努力将我们郡的名声提升到最有教养的程度吧”！1866年，威尔特郡牧师杰克逊的协会演说最深切地表达出普通人心声，“尽管它不是英格兰最大或最重要的郡，也不是最风景如画的，纵使她有万般缺点，我们依然爱她”。无论是对本郡历史细节抑或是现状差异的捕捉，郡历史协会成员都竭力勾勒出本郡的独特性所在，并通过协会来传播对它的情感归属。

其次，郡历史协会通过地方博物馆、远足活动和地方媒介等途径，积极构建地方认同。多数郡历史协会设立正式或临时博物馆，用来购买或接收各类器物捐赠，它们以阐明本郡历史为旨归，注重公共教育功能，竭力向公众展出藏品。譬如苏塞克斯考古协会博物馆获得从科尔切斯特出土的大量青铜像等文物捐赠，参观人数甚众。如果说大英博物馆是帝国荣耀的展示空间的话，郡协会博物馆则是传播本郡光辉历史的微型空间。地方性知识的展览不仅激发了公众对本地历史的兴趣，而且潜移默化地形塑其地方归属感。

远足活动也是认知郡地理和文化空间的有效方式。在郡内主要城镇巡回举办大会，同时配合远足活动，帮助会员扩展了对本郡不同区域的认知。1872年兰开夏郡历史协会聚集近100名会员及其朋友，乘火车前往温德米尔远足，乘汽船到安布尔赛德观光，并在一天内返回利物浦等地。这样的田野调查对参与者的文献知识是很大的补充。尽管其受众有限，但会员们还通过在地方报纸和杂志开设专栏，将本郡史地知识介绍给公众。兰开夏郡历史协会的约翰·伊尔维克和约翰·贝利等人是其中的典型。前者在《曼彻斯特信使报》开设《地方拾遗》专栏；后者主持的《巴拉丁记事》杂志聚焦郡内古物与历史。由此，郡历史协会依托地方媒介推动郡、城镇成为“想象的地方共同体”，增强了地方认同。

最后，郡历史协会对地方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和探究，为郡史乃至教区史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强化了多层次的地方认同感。郡历史协会意识到其主责是保存本郡的古代遗存并阐明其过去的荣耀，以集体力量写就“理想的郡史”。1848年，菲茨莫里斯勋爵在威尔特郡考古协会声称，书写郡史就是为了回答“郡是什么”的身份问题。乔治·奥立弗哀叹林肯郡作为英格兰的主要郡，仍缺乏对郡层面的总体研究，希冀该郡历史协会为郡史准备材料，激发公众兴趣。

民族史学叙事主导着19世纪英国史学，地方史学则被贬抑为“业余研究”而不断边缘化。但民族认同与民族史的高歌猛进并没有泯灭地方认同，郡历史协会通过推动地方史学活动的兴盛滋养着它。一方面，有论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着迷于地方归属的情感表征，这种对地方独特性的坚持恰是英国民族性的核心构造。地方史家也声称，“肯特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另一方面，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在兰开夏郡古物协会所言，地方研究只有作为英格兰历史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换言之，地方的就是英格兰的，英格兰的就是地方的。可见，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并非相互矛盾而恰恰是互嵌的，因为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现代性诸多产物的不同变种而已。

（作者：陈磊，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牛津大学历史学科形成研究〔1850-1939〕”〔19CSS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