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晋与其他政权间不断地互动

春秋初期。“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晋在与其他政权互动中逐渐兴起。从偏居一隅的诸侯国。逐渐发展为中原称霸时间最长的霸主。

尽管这期间也有失霸于楚及晋楚共霸的阶段。但总的来说。晋最大限度地掌控中原诸政权。晋国之所以能成就霸业。

主要源于晋与其他政权间不断地互动。在对这一问题系统研究之前。

对华夷关系问题产生兴趣并粗浅的认为。华与戎夷蛮狄。是某一地理范围内占绝大多数的种族名称而已。

通过对文献的研读了解到。中原居民非纯华。四方之民又非纯四夷。再加上品读安介生的万邦论。

令我对华夷有了更深的了解。万邦既包括中原华夏国家集团。也包括周边的四夷小国及部落联盟。

“邦国的兼并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共同或民族的融合或扩充。兼并邦国的众多。正好证明民族族源的复杂性。”

鉴于中原政权也是岁月积淀。多族汇聚的政权。因此。我有一个想法。即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不仅要详细论述异族政权间的融合。也要注意到中原诸政权间的融合。于是我开始留意中原政权与其他政权间互动的研究成果。

对此。有的学者专家已意识到要转变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拓宽视野。从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的关系着手。

如李伯谦指出：“重视对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的研究。夏商周文明的核心在中原。但中原不是孤立的。

它与周边地区互动发展。关系密切。应该把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研究纳入到夏商周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中去考虑。

既要把中原搞清楚。也要把周边搞清楚。这样才有助于研究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形成、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

朱士光认为“中原是以王都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区。它与周围地区共同构成了商代的完整疆域。是一个整体。”

上述学者专家的建议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将目光集中在中原政权与其他政权关系的研究上。

以中原诸政权为线索。分为周王室、晋、齐、鲁、卫、宋六章。在撰写过程中。发现章与章之间出现内容重复。

且中原多元对周边多元。在论述时没有中心。很难把握。决定取中原某一政权详加论述。并将研究定在春秋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

最终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春秋时期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研究》。选定春秋霸主之一晋。以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为研究对象。

具体原因如下：一是晋自西周立国。至春秋末年三家分晋。共历三十四位国君。享有六百年历史。

自晋文公称霸至晋定公。前后十一位国君维持霸业。二是晋的称霸规模较大。不仅中原大部分诸侯归附于晋。

而且秦、戎狄、吴等政权也与晋存在合作。此外。晋带领与盟成员开展的尊王攘夷事业对晋、其他政权及春秋社会都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既是晋崛起并成为时代霸主的原因。也是晋巩固霸权统治的客观结果。

综上。春秋时期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研究。对学术研究和现实社会有重大意义。首先。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春秋时期晋国霸权统治的实现途径和运行机制。

在王室衰微。列国纷争的形势下。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对晋的争霸事业有很大影响。研究春秋时期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

为全面认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再次。考察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机制。探析晋与其他政权间的互动策略。

能够让古代的交往智慧和手段为当下所用。本文所述《春秋时期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研究》中的春秋时期。

起止年代采用金景芳的观点。即“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算起。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为止。

文中所涉五霸。尊先秦旧说墨子、荀子的观点。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

王日华率先提及春秋时期互动。并在其《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一书中。

作为先秦互动的一部分。进行整体论述。并在第八章中。用两节的内容论述春秋时期晋国霸权及其对外政策。

作者不仅将先秦互动分为政治——军事互动、经济——文化互动及社会互动三个方面。认为“先秦时期国家间互动的记载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与军事方面。”

而且建设性的提出。“先秦时期。中国区域内各种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国际体系。西方的互动理论在解释中国先秦时期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之处。”

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研究。是晋国称霸前后处理与其他政权关系的研究。重点体现了晋国为争霸而与其他政权间的不同互动以及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对晋国霸业及春秋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作为超越晋国邦交关系又涵盖战争的新型互动课题研究。清晰地再现春秋时期晋与其他政权的关系。

但并不是说这项研究此前是空白的。相反。晋与其他政权互动及霸业研究以邦交、战争、争霸等名义淹没在其他历史研究之中。

如梁启超从国家的视角研究春秋时期的大国兴衰和大国关系史。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论述和辨析春秋时期我国古代邦交与西方国家的不同。

吕世忠《略论春秋列国外交的特点》对春秋外交的时代特点和理论内涵进行整体性概述。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一书对春秋外交活动进行系统详实的考证和总结性的概述。

内容涉及外交人员、外交礼仪、外交思想、外交艺术与影响外交的因素等多个方面。

此外。徐杰令还发表论文《春秋邦交思想述关于晋与其他政权在朝聘方面的互动研究

晋与其他政权的朝聘问题。

散见于前人学者对春秋时期朝聘礼仪的整体性论述中。博士论文如张亮《周代聘礼研究》用一节的篇幅论述霸政下的春秋聘礼。

着重指出诸侯朝聘晋的原因一是为了免祸。二是为了得到霸主提供的安全保障。并对聘礼在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政治调解等方面的作用上。

进行深刻阐述。进而得出“春秋诸侯之间遣使行聘礼施报之不平衡。对大国而言。是多来而

描述了春秋时期朝聘目的趋于多样化；对象简单化。方向单向化；时间不定化以及发展呈阶段性等特点。

晋与其他政权间的朝聘。是春秋霸政下的特殊朝聘。从这个角度看。晋与其他政权的朝聘研究。

又可从朝聘与霸业的关系中。窥探一二。如李无未《春秋朝觐的衰变》从“天子与诸侯之间遣使聘问的变化、诸侯之间遣使聘问的变化”两方面探讨春秋聘问衰变问题。

并重点分析春秋朝聘政治功能的衰变。鲜明的指出：“霸主”凭借朝聘。能够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小国、弱国诸侯以朝聘为途径争得自身生存空间；调节各此外。

晋与某一政权的联姻。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重点可见晋与秦及晋与戎狄的联姻研究成果。如孙卫国《试论秦晋之好》。

指出秦、晋结盟联姻或兵戎相见。都是双方谋求霸权时所采取的策略。马晓丽《政治联姻与晋文公称霸》指出晋文公称霸。

值得注意的是。晋与齐为异姓。齐为姜姓。晋属姬姓。于礼不能媵婚。但史料确真实地记录了齐女为晋媵。

对此。曹晓伟认为。异姓来媵。“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鲁嫁女于宋而卫晋齐三国来媵。完全是由于五国关系使然。”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晋不仅与秦和戎狄联姻。也与齐、楚、周王室、吴等政权联姻。却从未与鲁联姻。

并且晋与这些政权的联姻。并不是长期连续性的。是特定背景下的特殊措施。从联姻原因的角度看。

晋在争霸的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关于晋与其他政权在委质方面的互动研究

春秋时期的信任危机。

使人质作为新的互动方式。应运而生。晋与其他政权的委质问题研究。散见于春秋委质研究成果里。

代表性的有：孙瑞《试论春秋时期的人质》详细探究了春秋交往活动中存在的人质的形式、身份、待遇及人质历史作用等问题。

认为“人质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认识。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激烈。

为臣”的来源进行阐述。并对这一现象于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的特点进行比较。“战国时期国君派质子赴别国之事。

和春秋时期一致。依然多有所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在君主与臣下之间。也多见委质为臣之事。

委质为臣于春秋时期多在宗法贵族之间进行。而战国时期则多为新兴士人效忠于君主。无论是交质亦或是委质。

在信誉方面战国时期都逊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比较讲求信用。多认为质只是手段。诚信则为根本而战国时期则多不讲诚信。

而只是赤裸裸的权力、金钱关系。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多注重实力与实利。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迁于此可见一斑焉。”

杨爱民《春秋战国质子制度考论也对春秋时期的人质现象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综上所述。晋与其他政权的委质现象虽被学者注意。

并作为春秋委质的一部分加以论述。但晋与其他政权的委质互动并未单独讨论。进而从委质的现象中分析出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关系。

这为笔者的进一步研究留下空间。关于晋与其他政权在贿赂方面的互动研究对于晋与其他政权在贿赂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李海勇《略论春秋诸侯国间的纳赂受赂现象》认为。“春秋时期诸侯国间交往时的纳赂受赂现象。

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大国、强国剥削、欺压小国、弱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