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或许远远不止5000年？中国文明源头大猜想

1959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古稀老人登上了从北京去往豫西的火车。为了这次旅程，老人已经做了将近两年的准备。老人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徐旭生。

就学术而言，徐旭生的身份不是那么容易定位，他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曾经出任中国史学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投身中科院考古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 王巍：有些国外学者就此批评中国考古学有历史学的倾向，确实徐旭生先生严格说是历史学家。

前往河南之前，徐旭生投身浩瀚的古史文献之中，梳理甄别与“夏”有关的地名和描述。

自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起，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本着就真求实的目的，利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历代中国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被他们全部划入神话传说，一时之间，传统古史系统岌岌可危。

中国学者想要重建古史，就必须提供出可靠可信的依据来。当然，印证并不仅仅限于“纸上谈兵”，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开始从书斋走向田野，寻找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

在徐旭生与考古所同事考察一个月后，他们到达洛阳偃师，在当天的日记中，徐旭生留下这样一条记录：“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这是二里头第一次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之中。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庄，让身处朦胧迷雾中的“夏”，有了方向。

1959年盛夏，考察归来的徐旭生撰写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也是以此为起点，“二里头”考古拉开了序幕。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在中心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这是二里头遗址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之一。

“井”字形主干道网络连接交通，将整个遗址区分割出了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式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而宫殿区位居中心。

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拥有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形成了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

二里头遗址是考古学家离“夏”最近的一次发现。但是，和证明“商”为信史的殷墟相比，二里头没有发掘出像“甲骨文”那样的文字，无法直接定位年代。

但是，作为向前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标尺，可以说二里头的考古发现让中华文明的标尺稳稳地定格在距离今天3800年前后。

不过，对于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索并未停止，上下五千年，甚至更久远，随着考古学家的不断“追问”，一个沉睡已久的古王国渐渐浮现…

俯瞰这片葱郁的山林环绕之地，看上去和江南很多地区别无二致，然而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里，掩埋着一个距离今天5000年的上古王国——良渚古国。

在今天，“良渚”声名远播，已经深深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之中。山水俱佳的良渚不但富庶而且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良渚古玉尤其出名。

这些破土而出的玉器，昭示了一个人与神共存的时代。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已经有了共同的国家民族精神信仰，开启了中华礼制文明的先河。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陈寿田：不像其他原始考古里面发现的鸟的崇拜、兽的崇拜、太阳的崇拜，他崇拜生活当中的形象，很聪明的良渚人创造了一个图腾,这说明它的当时的文明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神人兽面，这个相当于现在的国徽了。

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出超过40万斤的碳化稻谷，直观地展示了良渚时期水稻的生产能力。根据考古学遗址分期，以及对出土文物、草裹泥、碳化稻谷等进行的碳14测年，良渚文化被确定存在于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这一千年时间里。

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尘封了几千年的良渚遗址，在今天仍在不断颠覆着人们固有的历史认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