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相的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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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插图 (丁聪 绘)

多面相的阿Q

杜学文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是连载的。从1921年的12月开始，到1922年的2月，大约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小说塑造的阿Q这个典型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极具光彩的形象之一。

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人们早已熟知。不过，我以为阿Q在性格特征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比如“价值无名化”。这个词有些生涩，但似乎还算适当。所谓“价值”，是说他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对于包括“未庄”在内的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人生意义，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社会定位，体现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二是个人的私人定位，包括哪里人、谁家的人、干什么的、与什么人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关系等等。三是个人的自我定位，对自己有什么规划、要求，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拥有什么样的未来等等。从这些角度来看，阿Q都是没有的。

首先是社会似乎并不需要阿Q。他没有什么可供人们记忆、谈论的事迹。其次是就他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想结婚，却不知道婚姻的意义，只有原始意义上的“困觉”，并因为“调戏”了吴妈被打，失去了做短工的“社会性”。他想“革命”，但“革命”的“假洋鬼子”却“不准”他参加。他终于成为“盗”，但却是一个“小角色”，以至于那些“盗”也不来联系他，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们。

作者在小说的《序》中介绍了自己要给阿Q做传，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因为阿Q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都不知道。进而对阿Q的行为、行状、去留、生死等都不太清楚。也就是说，人们对阿Q的存在并不在意。他既不能入正史中的“列传”，也不能入神仙们的“内传”，更不能入已有本传的“别传”。他只是一个被作者用“Q”来标注的“无名化”的“存在”。其形象意义就表现为“无名化”。无名化，是诸如阿Q这样的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生存状态。只不过，其他人一般来说还可以确认其某种行状。鲁迅先生也曾塑造过诸如润土、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他们不论生活如何艰辛，如何没有社会地位，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确认的。但阿Q则不然。他不仅生前是“无名”的，连死也同样“无名”。并没有人为他的冤死而说什么。“无名化”是阿Q一类的人在特定社会中人生价值的缩影。

除以上所言外，阿Q还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征。如“认知的自我化”。就是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并不是“客观”的态度，而是深陷“自我”的态度。而他的所谓“自我”又是极为狭隘的、被动的、充满局限性的，与客观存在有着极大的距离。对人的判断，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强力”。凡是自己惹不起的人，都具有“肯定”的意义，他不仅尊重而且害怕他们。那些惹不起自己的人则是带有“否定”意义的，是他所鄙视、可欺侮的。

至于对自己的“死”，他也没有清晰的认知。直至被押往刑场，他还不明白，只有一种糊里糊涂的“省悟”。但是，他不敢抗议，也不敢有任何的表示，甚至说不出“救命”。他解脱的办法还是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至于“又是一个”什么，自己也不清楚。可以说，他的一生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被人打，被人欺辱，被人利用，被人逼迫，甚至被人砍头。他的自我意识中没有面对这种“被动”状态下的“主动性”。

鲁迅先生并不是简单地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可悲、可怜又可恨的阿Q，而是在塑造人物的同时，表现出了特定时代社会的某种“痼疾”。这就是在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根本性转型的历史时刻，即使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但在普通民众——不仅仅是无名化的阿Q，即使是未庄，乃至于城里的人们看来，也不知道这一“革命”意味着什么。他们更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参与还是回避。他们在有限的认知中表现出无限的无知。“革命”之后的中国，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原先的老把总，与阿Q们毫无关系。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的悲剧，历史的脱轨。鲁迅的小说既表现出人物个性的某种普遍性、典型性，又表现出在此之上超越个人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脱离了人民的历史终将只是一种历史，而不可能成为现实。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很可能正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