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进行大沼泽地生态修复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李占科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北起奥基乔比湖，向南延伸至佛罗里达湾，是一片长约160公里、宽达80—120公里的淡水湿地、河口和沿海生态系统区域。该地区降水充沛，平均年降水量1000—1650mm，属于石灰石底质的浅水盆地，现有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是美国大陆最大的亚热带荒原，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佛罗里达州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和乡村的快速发展，对大沼泽地的开发也日益加剧。从大沼泽地现有面积和历史面积的对比可以看出，经过几个世纪的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大沼泽地原始的生态区域范围不断缩小。人类的活动严重破坏了大沼泽地的生态系统，其水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水质、水量、水资源分布和水文过程受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联邦政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治理。

深化治理理念，树立生态系统整体观。历史上，大沼泽地与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奥基乔比湖和基西米河，以及南端的佛罗里达湾连为一体，是彼此联通的整体水系，是一个大型生态系统。水流由基西米河注入奥基乔比湖后，向南流经大沼泽地，最终在预排水系统中到达佛罗里达湾。由于20世纪的排水造地，建设运河和泵站群，流经大沼泽地的水流被修建的水利工程截流，从北至南相互关联的基西米、奥基乔比湖、大沼泽地、佛州海湾被割裂成了一个大拼盘，水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大量的水向东注入大西洋，向西注入墨西哥湾，而进入大沼泽地的水量则大幅减少，不仅阻断了大沼泽地赖以生存的自然河流，还切断了大沼泽地与其他区域的连通，使湿地陷入加速变浅变干的处境。2000年美国国会正式制定并颁布了《大沼泽湿地综合恢复规划》。此次生态修复重视湿地与周边地区的关联，不再将它们分别视之、分割管理，而是综合考虑湿地生态系统地理、水文、水质、资源等因素。在大沼泽地恢复和治理过程中，采取了河湖连通、河道裁弯取直等工程措施，建设地表水蓄水、河流改向等项目，加强了大沼泽地与周边湖泊河流的联通关系，增强了湖泊河流的蓄涵能力，避免了洪水期洪涝灾害的发生，解决了旱季缺水问题并确保了居民用水。

设立专职部门，实行各级政府协作制度。美国政府关于如何修复大沼泽地生态破坏的实践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最初在州政府层面，1990年后提升至联邦政府层面，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大沼泽地修复工程的一大亮点就是“协作”，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社会组织三方力量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合力协作，以促进大沼泽地的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这种联合管理的模式打破了旧的基于行政区划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管理权限上更加清晰，具体分工也更加明确，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的单线管理模式具有一定优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设计和构建大沼泽地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共同进行项目规划、实施和资金支持。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外，参与大沼泽地修复项目的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如南佛罗里达生态系统恢复工作队、水资源咨询委员会、沼泽地恢复倡议办公室等。这种共同协作的管理模式不仅使修复治理措施更加全面贴合大沼泽地的生态系统特征，而且令该项目同时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双重保证以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与支持，由此确保了大沼泽地修复计划的顺利进行。

强调科技赋能，建立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大沼泽地修复项目重视科技支撑，采用系统性监测指标和生态系统评估体系，实时监管和评估大沼泽地的修复状态。《大沼泽湿地综合恢复规划》开发了一系列生态监测指标以跟踪监测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运作过程以及服务提供等方面，具体包括稀有物种、受威胁物种等生物资源量变动情况，汞含量、溶解氧、氮磷营养物质浓度、水质环境变化情况等。这些监测指标实时跟踪监测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状况，为进行生态系统评估提供科学数据。生态系统评估体系综合考虑了物理、化学以及生物三个方面指标，对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实施修复情况进行评估。这种生态系统评估每两年进行一次，为及时调整项目实施策略提供决策依据。监测指标与系统评估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为大沼泽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落实公众监督，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对大沼泽地项目的正确认知、积极参与以及有效监督是生态修复关键举措。作为大沼泽地修复项目的重要参与机构，南佛罗里达水资源管理局专门建立了网站并实时发布相关动态，旨在方便公众对大沼泽地修复过程的了解，公开项目的实施进度以及实现管理过程公开透明。作为参与大沼泽地修复项目的代表性社会组织，南佛罗里达生态系统恢复工作队成员当中即包含2名当地居民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公众对管理过程的了解度、参与度与支持度。同时，建立公众和管理者的对话交流机制，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举行公共论坛，通过这种座谈会研讨的模式，让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能够顺畅地参与湿地修复的决策、实施以及监督等各环节，确保公众的意见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去。这种沟通交流机制将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与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为各方在湿地生态保护方面达成共识提供了有效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