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社区织一张照护网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如何在社区织一张照护网

柳森

沈阿姨正在接送老人。

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里，老人们做圆子。本版图片均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柳森

两年多前，如今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的王宁，在英国获得老年学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

在英国，老年学具有社会政策研究属性。这赋予了王宁扎根社会现象，探寻符合当地实际的公共政策的视角和能力。

我们的对话就从“上海是否具有较大的老人日托服务潜在需求”说起。

社区为老服务须立足需求精准定位

城市周刊：我们在走访中发现，日托服务究竟适合怎样的老人，其定位较为模糊。在您看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宁：让老人能够更持久、更高质量地在社区内就地养老，是很多家庭渴望的理想状态。而这一理想状态的顺利实现，离不开社区环境这片土壤，离不开来自街道、政府的各种政策和服务资源的支持。由此，我开始关注包括日托在内的社区为老服务。

为老服务的具体内容在我们到访的每个社区都表现得不太一样，背后是大家对为老服务内涵的不同理解。

在上海，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一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个中心在不同的区叫法还不大一样。在有些街道，它是一个独立的中心。而有些地方，比如徐汇区，它可能被纳入“邻里汇”这类大综合服务体内，其中不只提供为老服务，还有面向社区全年龄段的各类服务。各个中心的体量、内容侧重点也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街道的资源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力度。

大部分中心会包含供老人活动的场地，有的还包含助餐点或社区食堂。空间体量较大的中心会引入第三方，提供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失能老人等专业性更强的康复服务。

由于“日托”带着“托”这个字，一些社区对它的理解就是“托老”或者“让来这儿活动的老人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又由于目前的日托服务主要以“床位”或“可休憩的点位（含躺椅、沙发等）”作为基本单元，或多或少限制了大家对日托服务及其发展空间的认知。

城市周刊：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对日托服务的内涵和内容作更精准的界定。

王宁：是的。在我看来，来日托的老人至少应当是有照护需求的老人。如果一个老人很健康、很有活力，只是独居而已，可能没必要“托”。他到中心来参加活动、就餐，拓宽自己的社交面已经挺好了。

这就意味着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必须立足需求、精准定位。针对老人们具体的需求，对服务内容进行分类、分层以后，还要进一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所提供的照料和托养能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养和护？老人来与不来有无显著区别、有哪些区别？服务的专业性如何体现？如果服务本身可有可无、体现不出足够的专业性，老人及其家庭就会觉得没必要来。

哪些先行者经验和做法可以学习借鉴

城市周刊：在社区养老服务精准分层、定位方面，有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王宁：我国香港地区的学者曾向我介绍了他们常用的“老年人需求过滤标准”。这套标准类似一个金字塔结构，根据不同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和对照护服务的需求，将他们分为四个人群。

在这个分层框架中，金字塔底部人数最多的是健康活力老人，他们最需要的是健康促进方面的服务；往上第二层、人数第二多的是有慢性病但依然可以独立生活的老人，他们最需要的是生活上的关照；第三层半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需要疾病管理方面的专业支持，有的身体已经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需要有人照护；金字塔尖的全失能、全失智老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有赖于照护者的帮助。

这套需求过滤标准对我们的启发是：不同层面服务的开展（包括医、养、护等）必须以老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为本；了解他们大致的支付水平、支付意愿、对服务形式的偏好，是实现服务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的前提；对日托服务有需求的人群主要来自需要照护但仍然可以继续在社区生活的老人。如果一位老人失能、失智的程度非常高，那么，可以提供24小时专业照护，或者前往具备疾病干预和治疗能力的养老机构更合适。

城市周刊：现在上海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独居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香港地区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我们是否可以拿来借鉴？

王宁：我们在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或政策时，一定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关政策也必须立足本地重新架构。学习香港的难点在于，香港的地理空间远没有上海辽阔。他们的社区比较紧凑。老人如遇紧急情况，只要子女在港，反应速度很快，通勤成本较低。同样的情况之下，上海老人的子女在通勤距离、时间的成本上高出不少。光是这一点，香港的很多做法就不能直接拿来用。

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他们一些好做法背后的思维方式，比如他们梳理、界定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的底层逻辑和方法。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逐步进入老龄，上海不仅高龄老人、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突发紧急情况下子女面临的远距离照护困难也日益凸现。前不久我在香港参加学术会议，一位德国学者的汇报给我带来很大启发。

在德国，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居家照护的未来：远距离照料如何可能”，专门研究在独居老人的子女身居其他省份或国外情况下，居家照护如何开展。

他们建立了一个“远距离照护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看到，远距离照料者、照料接受者和当地资源三方，构成远距离照料顺利开展的核心要素。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日常情况下，远在异地的家人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看护摄像头等技术手段与老人紧密联系、提供支持。

但在紧急突发情况（如老人罹患急病、在家中摔倒）发生时，以社区资源为核心的当地资源就非常重要了。而当地资源能够在第一时间响应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社区充分了解老人的基本情况，并获得其家人的充分信任，对其家庭结构、自我照料能力和支付能力都有深入了解。社区需要及早完成包括情况排摸、建档、备案等在内的基础工作。

老人更好就地安养需要怎样的社区支持

城市周刊：我们采访下来的情况与您所述的一致——让老人能够更持久、更高质量地在社区内就地养老，是很多家庭渴望实现的理想状态。如何支持老人更好地就地安养，梳理需求清单，您有哪些建议？

王宁：就地安养的好处十分明显。那里不仅是老人最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这些都是无形的支持。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即便能够获得较好的护理，老人心里不见得开心。所以，老人就地安养是值得提倡的。

下一步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老人制定不同的政策。对于需求等级最高的老人，不仅要给予老人本人以支持，还要支持其所在的家庭。因为一旦离开家庭及其内部的照料者（如子女、兄弟姐妹等），老人是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下去的，或者只能被送到养老机构。

当前比较大的一个政策空白在于，几乎没有为家庭内部的照料者提供支持。考虑到人口发展趋势，来自家庭内部的照料者会越来越稀缺。如果没有来自社区层面和政策层面的支持，想让高度失能、全失能的老人继续生活在家里，会很难实现。

实证研究数据表明，为家庭成员提供高强度的照料，会显著地影响到照料者本人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包括他的工作晋升、工作时长等）。而这些参与会进而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

基于此，在英国，针对家庭内部照料者，一个最直接的政策支持就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每周给予家人20小时以上的照料，就可以申请名为“照料者津贴”的补偿。这个津贴的数额不是很多，但至少它让照料者的付出被看见、被认可，对其本人而言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安慰和支持。

除了照料者津贴，另一个比较核心的支持手段是为家庭内部照料者提供技能培训。比如在我走访过的几十位家庭内部照料者中，几乎每个都会提到自己一开始不知道如何移动被照料者，有的摸索了好多年才知道怎么做，有的长期无计可施。类似的困惑完全可以通过培训来开解。

还有一项专门针对照料者的支持叫作“喘息服务”。喘息服务的初衷在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被照料者长期卧病在床，会给照料者带来莫大的压力，进而引发身心损伤、睡眠障碍等。“喘息服务”旨在通过短期代为照料、托管等方式，为照料者提供可以短暂离开家庭透口气的机会。目前，也有街道把日间照护中心、长者照护中心当作喘息服务来理解。

城市周刊：当老人更好地就地安养、在家安养、在社区安养，而他的照料者又得到了安慰与支持，社区层面的管理者、工作者又了解如何支持家庭照护更科学、有序地展开，就能在社区织起一张照护网。

王宁：针对这个目标，我们在专业上有一个术语叫作“整合照料”。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如果能从“整合照料”的思维出发，对相关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就地安养涉及的各方主体、支持资源（包括培训资源、科技元素等）就能更有序、顺畅地纳入各自轨道，合力形成一套高效的工作系统。

当相关的服务可以及时地被分配下去，不仅老人的需求可以得到快速回应，生活中的风险能得到进一步的控制，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