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石刻有何特点

引言

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曾被多个朝代和割据势力作为都城而存在，因此它也被称为六朝古都。

而最早作为都城使用的就是三国时代，当时的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因此南京也成为了许多历史学者研究三国历史的所在地。

不过学者们研究的媒介，多为古书和其他的历史文献，比如甲骨文、竹简等。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人会去从另一种历史记载媒介去研究它，那就是石刻，也就是石刺文献。

其实对比于史书和竹简，石刺文献在历史的研究上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石刺文献为何没什么人关注，石刺在古代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所谓石刺文献，即在名山大川中经常见到的石碑和石刻，这些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比较常见。

比起喜欢把历史信息刻在石碑或者石刻上不同，中国古代的比较完整且统一的政府机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史官制度，

石刻文献之所以很少受学者们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石刻相对史书竹简来说，数量相对较少，并且石刻比起后者更难保存。

如今在各地名山大川的石刻里，大部分仍存在的石刻，文字内容已经很模糊，很难通过里面的信息对远古历史进行考证。

其次，就是石刻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性，让石刻记载的内容很难做到客观和务实。

虽然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有一定的夹带私货，比如为了展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在某些地方抹黑或者嘲讽前朝末代统治者等。

这些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明史》对成化的记载，有很多就是清朝人出于对其的仇恨而故意加上去。比如《明史·列传第一》对万贵妃的记载：“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

虽然真实性存疑，但史官在记录历史信息上，至少尽量做到避免与鬼神之说扯上关系。

相比石刻在这种方面就比较不靠谱，这是石刻存在的性质决定，因为它在古代的作用是向上天沟通的媒介，而不是历史信息的载体。

石刻和石碑在古代被称为神物，这种社会认知在周朝时就存在了，比如《周易·系辞上》对石刻的作用是这么描述的：“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说明石刻在古代存在着一定的神圣意义，是古代人对不了解自然事物的尊称。

而这种风气到了汉末时期仍然存在，石刻和石碑始终在社会民间存有比较高的地位，许多文人墨客的诗词如果带有神物一词，多半指的都是石刻石碑。

比如三曹之一的曹植写的《吹云赞》和《承露盘铭》，里面的“是生神物”和“神物攸协”，说的就是石刻。

可见无论是三国还是更早时候，石刻就是一种有着很深鬼神之说味道的文化载物。

不过石刻的建造多在官方认可的情况下诞生的，里面的内容也多是为了政治服务，因此学者认可从石刻所记载的单独的人和事的描写中，获知一些与当时朝代政治变动的细节信息。

二、石刻在三国的作用与变化

石刻在古代作为神物，是知识文化较低的人，认为可与上天沟通的物件，类似于写天书的存在。然而石刻如果被有心人所利用，也能成为一种谋反的手段。

汉朝的石刻数量是在东汉时代开始多起来的，其内容的形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先秦的风气，内容因为是与鬼神之说有关，所以多以谶纬的形式书写出来。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日‘始皇帝死而地分’......”

这是秦朝历史不仅反映了石刻文化在秦时就很流行，同时还代表石刻内容与朝代政治在当时就开始联系在一起，有心者用来造反，统治者用来彰显自己的政权合法性。

汉末时代存在的石碑和石刻，其内容很多都保留着这种形制，只是内容类别上不仅仅是反映政治这么枯燥。

相比于之前用石碑和石刻，哄骗无知者去造反，汉末的石碑石刻除了一部分与政治需要有关，另有一部分则是单独描写民间灵异神话和神话传说的，形式和内容开始往多元化发展。

在汉末石刻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墓碑、祠庙碑和神仙碑。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曹娥碑》、《白石神君碑》和《仙人唐公房碑》。这三块碑分别在汉末不同时代出现，对应不同类别的石碑内容，因此很有代表性。

《曹娥碑》讲述的是民间女子曹娥寻父尸而死的事迹，虽然故事内容是为了彰显曹娥的孝义，但却加入了许多灵异鬼怪的元素。

因此故事不仅在石碑上出现，同时还被加入了《异苑》和《后汉书·列女传》中。

《曹娥碑》的碑文后来还被汉末知名学者，蔡文姬之父蔡邕题碑，也就是蔡邕的二次加工，让《曹娥碑》的故事增添了灵异性。比如虞预在《会稽典录》对这个故事的描述，其中一句话是“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

这段文字就是蔡邕在《曹娥碑》中所题，不仅含有一定的神怪因素，同时撰写上还保留着之前的谶纬风格，可见当时在石碑和石刻内容编写上增添灵异元素，在汉末时代的风气。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汉末时代的石碑和石刻，不再是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而是开始为社会大众而发声。

曹娥因孝义而死，而行为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被立碑，为的就是彰显儒家传统的孝道精神。

而《曹娥碑》属于墓碑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为宗教服务的神仙碑，以及为鬼神文化服务的宗祠碑。

后者两种石碑的代表就是《仙人唐公房碑》和《白石神君碑》，其中《白石神君碑》更被视为汉代五碑之一，与《无极山碑》、《三公山神碑》等齐名。

这些碑文虽然与当朝的政治人物没有太大关系，但却都是在官府默许的情况下建造而成。但三国毕竟是一个混乱时代，到了三国鼎立之后，以谋求政治目的为主的石碑又多了起来。

三、三国分裂的时代，让一度被曹操压制的石刻文化重现

曹操当政时代，因为战争需要，崇尚简洁之风，曹操本人唯独杜绝奢侈之气，曾下令民间不得私自立碑。根据《宋书·礼志二》记载：“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这使得从先秦开始就涌现出的石刻石碑，在这段时间少了许多。

不过等到曹操去世，曹丕代汉而立之后，曹魏各地的石碑数量又开始增多。不过这些增多的石碑中，多数都是以官方石碑为主。比如陈寿写的《三国志·魏志》：“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这是魏明帝时代，曹睿为恢复国家教育文化，特地将曹丕所撰写的典论刻在石碑，将其立于太学讲堂西侧，其表达了曹魏对文教发展的重视，更有浓厚的政治正统性的意义。

总结

除了曹魏之外，蜀汉、东吴在石刻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孙皓时期的石刻祥瑞，就是为了彰显自己作为统治者地位尊贵而搞出来的。

可见虽然曹操力主严禁石碑泛滥，但这个法规只在曹魏领地有效，而且没有完全禁止。三国为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们的迷信，用石碑作为载体宣传自己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