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为何被翻来覆去地翻拍

《悟空传》的持续热映，有关“西游”影视改编的讨论再次达到了高潮。前有张纪中版《西游记》、《西游降魔记》、《西游伏妖篇》，后接《大圣闹天宫》、《敢问路在何方》、《西游记：女儿国》……《西游记》这部距今400余年的明代小说，像一部孜孜不倦的“永动机”，创作出一部部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的影视作品；又像一只鲜黄铮亮的硕大橙子，人人都要从它身上榨得一杯橙汁一饮而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不如《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不如《三国演义》政治诡谲风云变幻，不如《水浒传》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它的故事主线也非常简单，甚至可以由一句话概括：“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但其改编次数与频率，却远远高于其他三部名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追根溯源，“西游”系列影视剧作的成功，必然归功于明朝吴承恩的这部《西游记》。用今日时髦的词来说，这部小说当属于“公路体”。所谓“公路体”，就是以一段旅程为背景，主人公在这段旅途中不断结识新的朋友、遇见新的难关或敌人，产生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一路过关斩将到达终点；途中主人公可能完成思想和性格上的转变，也可能在种种变故后依旧保持初心。《西游记》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无论在叙事手段、故事风格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着极高的前瞻性，完美地契合了时下新兴的“公路片”特征。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除此之外，《西游记》具有其他易于翻拍的好处。

一是人物众多，性格丰富。一心向佛、慈悲为怀的唐僧，火眼金睛、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好吃懒做、憨厚单纯的猪八戒，任劳任怨、忠心护主的沙和尚，狡诈阴险、变化多端的白骨精，狂妄自大、野性难驯的红孩儿……吴承恩用绮丽的想象和饱满的笔墨创造出取经的师徒四人和路上大大小小近百个妖怪，各个脾气、性格迥异，任君挑选组合。

二是“半架空”，时空背景相对抽象。《西游记》描绘了一个“东方魔幻乌托邦”，说的是人与妖魔鬼怪的故事，没有具体的年代。这样一来，编剧和导演可以不受历史背景的羁绊，改编起来比一般作品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极大地增添了发挥的空间。

三是受众广阔。《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名作，情节故事老少皆宜，省去了普通IP前期宣传造势的成本，并且能够打开范围不小的市场；犹如一块超市加工过的“半成品”，电影人把它买到手后，只需稍稍加以制作就可“出锅”见客，卖相不会很差；若是在辅以一点点创新元素，更是叫好又叫座。更勿论《西游记》因为历史的久远，不需要买下版权即可拍摄，这样划算的买卖，试问谁不会趋之若鹜呢？

当下正在热映的《悟空传》，讲述的是五百年前未成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不服天命，向天地诸神发起抗争的故事。不仅这部，《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大圣归来》……不少影视剧作把“师徒四人”中的孙悟空单拿出来加以挖掘和重塑，这也恰恰反映了“孙猴子”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在中国，没有人会不知道“猴哥”，孩子们爱听它的故事，早在人物“周边”市场兴起之前，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形形色色有关孙悟空的初级“手办”。国人对这只“猴子”的痴迷，细细想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任一人物。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着实值得人们思索。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从童话的角度看，孙悟空只是一只“猴子”；从文艺的角度看，它是人、猴、神三者成功统一于一体的艺术典型；从宗教的角度看，自大闹天宫至西天取经，它所代表的是从佛教的小乘境界（自我完善）到大乘境界（普度众生）的转换……不同年龄、层次、心境的人看孙悟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感悟和智慧启迪。而最能够引起共鸣的，是孙悟空一直企图挣脱一切束缚，搅揽乾坤，争取理想的自由空间，从闹龙宫强取金箍棒、闹地府勾去“猴类生死簿”，到上天庭做弼马温不如意大闹天宫，孙悟空做的，是大多数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这种放纵而肆意的自由，是多数人求而不得甚至不敢所求的东西。然而，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之下，遇见唐僧，戴上“紧箍咒”……不由得让读者对孙大圣产生了推己及“猴”的同情：紧箍咒是什么？不就是人类社会用来约束自身的法律、道德、宗教、伦理、舆论等等许许多多的精神枷锁吗？它所圈束的哪里是什么猴王的脑袋，分明就是人类心灵的欲求。

我们为悟空大闹天宫而暗自激动，就是赞扬这种冲破世俗、对抗权威的勇气；我们对唐僧经常不理解悟空甚至惩罚它而气愤，就是为自己在社会中遭受到的偏见和误解而呐喊摇旗。我们对这只猴子寄托了如此这般多的东西，就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找寻共识和慰藉。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