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汉发出自立自强的科技之光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基础学科强大才是真正强大。科技自立自强重要的就是要有人才，大学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大学第一要务是培育人才。第二，基础科学研究在大学做是最合适的，跟人才培养能天然结合在一起。

中科院院士、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徐红星。

关键的技术必须自己掌握，买不来，等不来，也要不来。科技必须自立自强，我做科研的内在动力是为国家服务，满足国家需求。不受西方技术控制，就没有卡脖子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谢先启。

武汉是一座有超强生命力的城市，城市更新速度惊人，道路越来越宽、楼际线越来越高、江岸线越来越长、地铁数量越来越多、环线圈越扩越大。“城市的发展和人才之间是相互依存、共生共长的。”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武汉高层次人才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而且在重要科技领域频频实现突破，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大会在汉召开前，长江日报记者走访张平文、徐红星、谢先启三位院士，从他们口中感受到，武汉有一大批专注创新的顶尖科研工作者，从各自领域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 水稻育种：培育高产、抗虫稻有了新思路

6月14日，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何光存教授课题组在Nature（《自然》）发表长文（article），揭示了水稻抗褐飞虱分子机制。同日，Nature以长文形式发表了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高等研究院付磊团队关于液态金属的最新研究成果。

“同一期《自然》有两篇文章，看起来是偶然，实则是必然。”论文上线那天，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正在外地出差，他是通过微信获悉这一喜讯的。他告诉记者，一日两篇科研成果在Nature发表，在武汉大学历史上是首次。“这个成果出在武大顺理成章，今天不出，明天也会出。”

何光存教授课题组论文《三蛋白互作自我调节寄主植物抗虫性》，首次鉴定了一个被植物免疫受体蛋白识别的昆虫效应子BISP，并揭示了BISP-BPH14-OsNBR1互作精细调控水稻抗虫反应的分子机制，对培育高产、抗虫水稻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付磊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物质科学领域原子制造的研究，其论文《液态金属用于高熵合金纳米颗粒的合成》，揭示了在液态金属反应体系中，可在温和条件下实现高熵合金的多组元原子混溶，极大拓展了高熵合金的组分选择空间，有望促进其在更多关键领域的应用。

在张平文院士看来，武汉大学一直没有间断杂交水稻的研究，包括去世的朱英国院士在内，历经了几代人，出成果是必然。付磊教授本硕都毕业于武大，在中科院读完博士还去国外学习工作过几年，最终在武大“人才强校”战略感召下回到母校，而他所在的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人才辈出，是非常好的平台。

张平文表示，基础学科强大才是真正强大，一般来说，应用学科是基础学科衍生出来的。而在前一段时间，武大强化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恰好试点学院就是生命科学学院和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很巧合，也充分说明这两个学院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平台的强大，这也是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的体现。

张平文表示，科技自立自强重要的就是要有人才，大学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教育强国龙头在高等教育。为什么龙头在高等教育？第一，高层次的人才都是高等教育培育的，所以大学第一要务是培育人才。第二，基础科学研究在大学做是最合适的，跟人才培养能天然结合在一起。

高等教育要服务国家战略，也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武汉大学是一个世界性品牌，可以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加入，成为战略科学家成长的重要阵地，为武汉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贡献力量。

■ 高端滤波器：中国土壤里长出了我们自己的芯片

手机人人有，但手机上的高端滤波器95%都需要进口。这一度让中科院院士、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徐红星寝食难安。

徐红星的研究方向是光学，具体研究等离激元光子学和纳米光学。他最喜欢的研究项目是测出单分子灵敏度的工作，因为拉曼光谱一般很弱，但是通过等离激元的增强以后，它的信号可以增强10的12次方倍甚至以上，可以达到单分子的灵敏度。“它的物理机制是我发现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也是我对人类知识的一个贡献。”

只要有无线通信的地方就必须要有滤波器，手机自然少不了。徐红星介绍，中国的手机产量占全世界近七成，但是手机滤波器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企业只能供给不到5%的供应，95%都需要进口。在没有滤波器的情况下，手机是没有办法生产的。

据介绍，滤波器分两种，一种是高端滤波器，频段稍微高一点。另一种是频段低一点的滤波器，大概3G赫兹以下。3G赫兹以上主要就是用薄膜体声波；声表面波中国的技术是有的，但是薄膜体声波技术中国没有，主要依靠进口，5G技术应用后使用量很大，又牵扯到军事应用领域，被国外卡住了。

寝食难安的徐红星率领团队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在原理上攻克技术难关。“高端滤波器的制备也反映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水平。在生产制备中，若仪器的性能不稳定，可能会误事。”徐红星带领团队在武汉实验室攻克了高端滤波器技术，把样品制备选在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在短短一个月内，打通了制造工艺，样品性能参数非常理想。“我很兴奋，攻关时每天会给孙成亮打电话，最终在中国的土壤里长出我们自己的芯片……”

孙成亮是武汉敏声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武汉大学教授，负责高端滤波器落地生产。孙成亮表示，滤波器就是一个芯片行业，不仅烧钱，还需要有大量的工程经验和时间成本赔上去。

徐红星的创新链很快与孙成亮的产业链进行了对接。“高端滤波器卡脖子问题被攻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徐红星说，打通了高端滤波器的生产工艺后，首批2.4Gwifi的芯片样品很快落地，性能参数非常理想。“可以说完全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在中国的土壤里面，在中国的科研氛围里，我们成功制备出我国第一颗国产高端滤波器。”

高端滤波器的研发让徐红星院士深深认识到，关键的技术必须自己掌握，买不来，等不来，也要不来。“科技必须自立自强，我做科研的内在动力是为国家服务，满足国家需求。不受西方技术控制，就没有卡脖子问题。”

■ 爆破领域：二次爆破技术全球领先前景广阔

川藏线延伸到了哪儿？某个洞隧掘进如何？即使躺在实验室沙发上午休，6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谢先启也没闲着，始终关注爆破技术在一线工程中的使用情况。

“拆除爆破全球领先，岩土爆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特种爆破居于世界前列。”谢先启并不讳言自己在爆破领域的成果，也很清楚中国在爆破领域的世界地位和短板。近年他将研究目标瞄准精细爆破和智能爆破，实验室汇聚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爆破人才。

“爆破领域，要做就做全球领先。”每当技术攻关时，谢先启对团队说的话掷地有声。

1988年，谢先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工作在武汉城市建设的一线，从城市建设的角度见证了武汉的快速发展。在他眼中，武汉是一座有超强生命力的城市，城市更新速度惊人，道路越来越宽、楼际线越来越高、江岸线越来越长、地铁数量越来越多、环线圈越扩越大。“城市的发展和人才之间是相互依存、共生共长的。”

武汉给了谢先启施展才华的舞台。谢先启还清晰地记得，他最早的一次爆破是在汉口三眼桥，时间是1995年12月，一座18层楼的框架剪力墙结构住宅成了“楼歪歪”，倾斜度达2.88米，按照测定，3天之内就会自己倒塌。之所以要将该楼爆破，除了安全原因外，主要是体现武汉狠抓建筑质量的决心。限定3天之内爆破这栋楼，压力大任务重。“我三天三夜只睡了6个小时。快起爆前，大楼倾斜钢筋都拉得咯咯作响，最终在3天之内的12月28日成功爆破。”

汉阳外滩花园1号楼、武汉沌阳高架桥——30年来，谢先启一直奋战在工程爆破第一线，主持完成各类爆破工程500余项，并依托重大工程项目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带领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2022年9月25日，谢先启院士当选为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新一届会长。

“城市因人才而发展，人才因城市而进步。”谢先启告诉记者，他的很多创造性的爆破工作均是在武汉完成的，现在这些技术已走向全国。对武汉的感情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这也是他选择留在武汉、留在江汉大学的原因。

古人说：“人才无定珍，器用无常道。”人才本身没有固定的价值，器用没有不变的道理。人才同宝器一样，全在于是否被人赏识。用通俗的话讲，用之如虎，不用如鼠。你不给他施展才干的机会，怎么可以断定他“无能”？

谢先启始终觉得是大武汉成就了他，武汉让他“人尽其才”，长袖善舞。在谢先启的带领下，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建立起爆破数字化实验室、爆破损伤实验室、爆破有害效应实验室等10多个分实验室，聚拢了两名全职院士、两名双聘院士和一批知名专家，让武汉迅速成长为全国工程爆破理论与技术研究高地，爆破技术辐射全国。

楼房越来越高，拆除会越来越难。“只有用爆破才能解决拆除问题，最早的爆破往往采用朝一个方向倒塌，在实践中能用于放置倒塌垃圾的地方越来越小。”近年，谢先启发明了折叠爆破的方法，也就是采用二次爆破，如120米高的建筑，先爆破上面60米然后再爆破下面的60米。二次爆破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全球领先，应用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