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和马援志同道合，互相欣赏但若即若离

建武十六年春，西北形势已大定，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将陇西太守马援召回京师，拜为虎贲中郎将（秩比两千石，掌禁中宿卫及扈从，主虎贲郎千余人），要跟他商量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关于帝国的币制问题。原来王莽篡位后，竟下令废黜了西汉长期使用的五铢钱，大造宝货新币，导致天下金融崩溃，百姓多受其苦，数十万抵制者还被流放边疆，这都是马援年少时亲睹亲历。所以他归汉后多次上疏，言“富国之本，在於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奏请恢复西汉旧币制，可惜当时三府（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对此提案心存顾虑，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

马援回到洛阳任职后，立刻去到三公府中找回自己的奏章，对上面批复的十几条反对意见一一解释注明，然后重新写成表章上奏。刘秀见其言之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天下民众因而得益，这又是马援一大历史功绩。

第二件事就是这年刘秀因度田令实施不利，处死了十余名贪赃枉法的河南官吏。这对于奉行柔道的刘秀来说，心中当然不免疙瘩，觉得自己做的太过，于是找个机会询问马援的想法：“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

马援回答的很有意思：“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

这就是马援，风趣幽默，豁达坦率，又语带机锋，劝中带谏，当真太讨人喜欢，刘秀放声大笑，心中阴霾一扫而空。

第三件事儿就是马援自找的了。当时刘秀经常召他进宫问对，而待诏总是很无聊的，马援闲不住，竟在宫中开起“百家讲坛”来。我们知道，马援交游广阔，天南海北见多识广，口才也好，长的又帅，加之眉目生动、绘声绘色，感染力极强，吸引力十足，真是满足了观众们视觉听觉的双重享受。马援讲起劲来，还变着法儿的换花样，今天讲前朝将相，明天讲三辅长者，后天讲闾里少年，大后天再讲江湖豪侠，反正街头巷尾民间逸趣、历史地理人文风俗，马援包罗万象天花乱坠，搞得宫里的太子、诸王、宫女、太监们全都沉迷其中，乐此不疲，百听不倦。这或许就是中国评书的最早起源吧。

除了讲故事，马援还善于论兵。刘秀在晚年已极少论兵，但每有军国大事，还是最喜欢和马援商量，经常当众表示：“伏波论兵，与我意合。”刘秀此言，说明马援已经是和他同等级的军事大师。事实上，自打冯异岑彭死后，马援就成了刘秀第一大军事参谋。其谋略未有不用者。

当然，马援和刘秀虽然志同道合，却非意气相投。事实上，刘秀谨厚谦柔、低调华丽；而马援高调爱现、锋芒毕露。加之马援乃“半路出家”，并非其嫡系，所以刘秀对他少了一份老友间的亲昵，而多了一点疏远的客气，就算稍有不满也不会说出来。这一种独特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微妙。

结论就是，刘秀永远无法信任冯异岑彭一样无条件信任马援。这也说明马援当年看的很准，刘秀跟刘邦完全是两类人，刘邦无可无不可，他绝不会因私人感情和道德因素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判断，所以能一口气给陈平四万金的反间计“活动经费”，而从不问其具体使处。光这点刘秀就永远做不到。

当然，马援和刘秀也有性格相同之处，那就是幽默。一次，马援率军去寻阳（今湖北广济东北）平定山贼，大胜而还，回来上书汇报其平贼之策，有妙语道：“贼入山林，不见其踪，故臣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刘秀一看玩心顿起，他觉得马援这人太妙了，遂将宫中长了虱子的太监全剃成光头，这可真是活学活用，太监们都很无语。其实马援之计固然妙，但要放到现在，这属于乱砍滥伐、破坏环境。

又过了一年，洛阳附近的卷县出了一个叫维汜的人，自称是神仙，妖言惑众，结果被地方官诛杀。其弟子李广于是宣称神仙不死，复聚众作乱，攻陷皖城（今安徽安庆西），杀死了晥侯刘闵（刘赐之子），又自称“南岳大师”（似是道教之雏形），说自己也是神仙。马援奉命征讨，一战全胜，将此大师斩杀。

这些个山贼邪教，都是给马援试刀的，刘秀真正要马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岑彭尚未圆满的工作——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