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飞龙”的本来面目究竟是谁呢？

刘宋共发生四十四次民变，南齐发生二十次民变，萧梁发生四十五次民变，陈朝发生五次民变，四朝民变共计一百一十四次之多。

南朝民变概述

事实上，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民变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阶层参，也不可能由单一的原因引起，大多数民变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参杂的结果，如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结合，不同于民族之间的结合。纵观整个南朝民变，大多都是多种成分综合在一起的。

此外，民变参与阶层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人口的流动上。唐长孺先生指出，人口是流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流民甚多，人口之间地域的流动性很大，并指出，流亡的途径主要是二类，一是逃入山林湖泊……一是在都市中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还指出，逃亡入蛮的汉族人民“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可见规模不小，这也是南朝特别是刘宋时期著籍户口减少的一个原因。这些不安定的因素是民变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研究民变参与者时的重要参考因素。

益州在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益州地区历来肥沃，在西汉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大大加强，而被誉为“天府之国”。东汉时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益州是其中之一，治所由开始的广汉迀到成都。

纵观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益州出现过蜀汉、成汉、西蜀三个割据政权。并且多有“蜀人乐货贪乱”、“蜀人多劫盗”的记载，说明益州地区民变现象颇多。南朝刘宋元嘉九年也就是在刘裕建国13年后，益州地区出现了司马飞龙民变以及后续的赵广民变。本章就从益州司马飞龙民变中“司马飞龙”这一名字说起，进而来探究益州民变的情况。

“司马飞龙”名号分析

“司马飞龙”是这次民变领导者的名字，而且这一名字的使用者前后共两个人，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为了发动民变而诈称“司马飞龙、的，可见这一名字显然成为了民变的一个宣传符号，那么从这一名字中能看出什么呢？

“司马飞龙”这个名字分两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宋书》中，虽然这是第一次出现“司马飞龙、这个名字，但从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个名字并非普通人的名字，很显然带有许多意味在其中，那么这个“司马飞龙”的本来面目究竟是谁呢？

查阅史籍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先是，四方流民有许穆之、郝恢之二人投（杨)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元嘉）十年难当以益州刺史刘道济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击斩之”。原来是流民许穆之为了发动民变，改名为“司马飞龙”。

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结束了司马王朝。所以“自称晋之宗室”，改姓为“司马”，此为承继两晋之用意，意欲假借“司马”这一晋王朝统治者的姓氏来加强自身民变的正统性。

纵观史书记载，在南朝刘宋时期的民变中还可以看到诸多以“司马”姓为旗帜、口号的民变，刘宋取代司马晋室，这些民变领导人就以“晋室之后”为口号，甚至还有与晋室旧臣相附和的“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反应了这些民变利用人心思晋的社会心理以及东晋王朝正统性的号召，带有明显的王朝更替的皇权意味。所以从这一名字便可看出司马飞龙想要借助覆亡的晋之正统号召来发动民变，达到自己称王称帝的目的。

像这类借前朝国号为自己做宣传的民变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陈胜、吴广起义建立的张楚政权，项羽“西楚霸王”承继的是被秦灭的楚国，西汉末年，王莽变大汉为新朝，这就引起了刘秀为代表的一系列反王莽的民变，他们纷纷打起了汉朝的旗号，借着大汉的正统威名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最后光武帝刘秀取得胜利，国号依然为“汉”，史称“东汉”。

“司马飞龙”这一名字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益州司马飞龙民变发动后很快被镇压下去，虽然流民许穆之扮演的“司马飞龙”最后被刘道济击斩之，但是“司马飞龙”这个名字却并没有消失，随之而被益州赵广民变所利用，这次假借“司马飞龙”名号的民变，既可以说是益州司马飞龙民变的继续，也可以说是除了假借名号之外的又一次民变——益州赵广民变。

益州刺史刘道济辟费谦为掾属，结果却得罪了帛氐奴，并引起州民的反抗。赵广及氐奴发动这次民变的明智之处在于口号的正统性宣传，为了借助先前司马飞龙的声势，为了凝聚民变的人民“因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则功名可立，不然，立灭不久。众既乐乱，因相率从之”。这样才能共建大事，成功的概率才会提高，否则就会在很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

此外，“飞龙”这一名也别有深意，《周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在爻位上象征着君王，“龙”乃皇家图腾，“飞龙”取自周易“飞龙在天”，意喻九五之尊，君王所在将大有作为。

所以，从“飞龙”这一名中能看到带有皇权和神化的意味，口号一出天下云集响应，为怀有异动之心的人们提供了契机。“飞龙”取自《周易》，而《周易》乃道教基本经典，所以从“司马飞龙”这一名字中能看到道教的影子。因此，“司马飞龙”中的“司马”这一姓意欲承晋之宗室或者打着晋室的旗号，名“飞龙”不仅反应了称王称帝的目的，也与东晋兴盛的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外，在关于以“司马”为姓氏的民变材料中，除了“司马”这一姓氏值得注意外，他们起的名字“楚之”、“顺之”、“元之”、“朗之”等也反映了道教的影子，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

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亦可省略。六朝礼法士族最重家讳，如琅邪王羲之、献之父子同以’之‘为名，而不以为嫌犯”。他们在发动民变的时候，不仅利用“晋之宗室”这一正统性的姓氏为号召，同时还参杂以在东晋时期影响巨大的道教来煽动民众。但是益州赵广这次民变却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也参涉其中，从而看出刘宋时期呈现出了三教并存互补的现象。益州地区的宗教有其独特的地方，接下来分析一下宗教因素在“司马飞龙”民变中的地位及影响。

结语

总之，南朝时期的民变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益州。益州是东汉十三州之一，历来山明水秀，被称为“天府之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蜀汉、成汉等割据政权的统治，使得益州有了“乐货贪乱”的记载。

在刘宋时期，益州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民变__司马飞龙、赵广民变，其中“司马飞龙”这一名号带有口号宣传作用，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流民许穆之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引起的，第二次是赵广诈称“司马飞龙”继续进行民变。

这次民变的领导人利用“司马”这一晋之皇姓为号召，以及“人心思晋”的心理，同时还有佛教的参与一一“赵广遂拥阳泉寺道士（指和尚）程道养冒充司马飞龙，立为蜀王，建元泰始，备置百官”。此外“飞龙”这一名字也别有深意，“龙”乃皇家图腾，“飞龙”取自周易“飞龙在天”，意喻九五之尊，君王所在之处。

所以，从“飞龙”这一名中能看到带有皇权和神化的专门味道，口号一出天下云集响应，为怀有异动之心的人们提供了契机。此外民变中的诸如“飞龙”以及“顺之”、“楚之”等名字均与道教有联系。

历史也证实了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政治实践的根据地，如张鲁在东汉末年在汉中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流民李特、李雄在成都建立的政权。而东晋时期道教发展极盛，上至皇帝，下自普通老百姓都信仰道教。

但是到了南朝时期，尤其是以五斗米道为标榜的孙恩民变的失败，使得道教的地位开始下降，佛教开始乘隙发展，这就出现了佛道并存，并且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现象。因此司马飞龙民变不仅利用刚刚覆灭的晋室为口号，同时还利用宗教来宣传自己，从而达到推翻现有政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