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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烟台日报
清顺治初年,朝廷敕令:省府州县于学宫内建名宦、乡贤二祠。宁海州府于是在学宫内文庙大成门东侧建起名宦祠,在西侧建起乡贤祠。雍正2年(1724),再下敕令:省府州县于学宫内建忠义孝弟(悌)祠(简称忠孝祠),州府又在名宦祠之东建起6间忠孝祠,其中“忠义”“孝弟(悌)”各三间。乡贤祠、名宦祠和忠孝祠旨在“显忠良、仰眷德、维风教”,化民导俗,因此所祀者都是些有功德于一方,居乡为乡贤、居官为名宦、忠义为楷模之人。作者已在《了却百姓事 赢得身后名》(见《烟台日报》6月2日)一文中介绍过祀入宁海州名宦祠的精英,本文重点介绍宁海州的乡贤祠和忠义祠所祭祀的先贤。
□曲延科
祀入乡贤祠的先贤
生于本地且有德业者谓之乡贤。祭祀于宁海州乡贤祠的乡贤共有9人,其中后汉1人,为刘宠;明代4人,为赵仁、俞价、常康、王日新;清代4人,为李初妍、杨维乔、李挺生、曲圣凝。
刘宠为后汉名臣,为历代士子之楷模,但却不是牟平人。在汉代,现今的福山称为牟平,而现今的牟平称作东牟。明嘉靖2年(1523),宁海州同知焦希程纂修《宁海州志》时,误把刘宠当作牟平人,此后以讹传讹,近200年来,世人一直把刘宠当作牟平人。直至1932年于清泮主纂民国版《牟平县志》时,通过多方考证,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
宁海州乡贤祠所祭祀的明代4位先贤都是当代鼎鼎有名的官宦。这里着重说一下俞价。
俞价是城南门里人,明万历己丑(1589年)进士。乙未年(1595),由行人改为吏部,其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吏部,对任命坚辞不受,最终改授督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俞价是明代有名的诤臣,人称“黑包公”。
俞价倨傲严正,忠直敢谏。初到任时,很被皇帝看重,在关边、钱谷、盐屯、守令、人才、崇贤纳才等方面的疏言,都得到皇上的肯定,一一准奏。其又秉正嫉恶,刚直不阿。弹劾诚意伯刘延世“上蔑天意,下吸民脂,目无法纪,贪赃自肥”,使刘延世伏法;参政丁此吕贪污受贿,左都御史孙丕扬上奏弹劾。权臣江东之、沈思孝与丁此吕交情甚厚,上疏为丁此吕辩解。俞价怒甚,即上书劾江、沈二臣,此举令孙丕扬“惊壮之”。最终丁此吕受到惩处,江、沈落败。自此,京中权贵对俞价侧目,一边互相告诫“勿挠(触犯)俞御史法”,一边罗织罪名,对俞价栽赃陷害,幸有皇帝保护,方幸免于难。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俞价对皇帝也毫不让步。
万历帝朱翊钧为了死后能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在万寿山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陵墓叫定陵,耗银800万两。国库耗尽,他就派太监到处搜刮,强占农民的土地,把全国的矿藏全部占下,不许百姓开采。朱翊钧的举动,激起了大多朝臣的反对。
皇后无“喜”,一王姓妃子和一郑姓妃子各生下一子,分别为朱常洛和朱常洵。万历18年(1590),应该立太子了,大臣们根据祖传法则,既然皇后无出,现有的两皇子都是庶出,那就应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是因皇帝宠爱郑嫔妃,爱屋及乌,非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双方争执不下,朱翊钧赌气与大臣消极对抗,此后30多年不上朝,直到万历29年冬,皇帝将近40岁了,终于同意册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对于这两件事,俞价认为关系国运社稷,让步不得。他不惧冒犯皇上,连续不断地给皇上上疏,力陈开矿之弊,请皇上为民生计罢停开矿;为社稷,请皇上严守祖制早立太子。朱翊钧把俞价和其他大臣的奏章全部留中作废。
后来民怨沸腾,全国发生多起农民造反事件,俞价等人轮番上疏,苦口婆心地劝皇上:“皇上深居内宫不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甚至警告朱翊钧:“皇上,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但是朱翊钧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哪里肯听。
俞价他们反复上疏,终于惹恼了朱翊钧。万历23年(1595)冬天,皇帝借兵部查出有副千户者擅自加封为四品官职(副千户应是从五品),指责部臣徇私,兵科不检举揭发,将大批相关人员降级撤职。同时借机将御史俞价等3人连降3级。一时严旨频下,举朝震骇,但大家都明白,此事与御史无干,这分明是朱翊钧借机打击言官(“帝欲寻端罪言官”)而已。
万历35年(1607),皇上重新起用了俞价,将他调到远离朝廷的河南巩县任县令。俞价名气很大,一到巩县便名声大噪(至则煊赫之声播于中州)。为防他再次上疏聒噪,第二年(1608 )又以升职为由,调他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员外郎为从五品)。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官员都是闲职,掀不起大的风浪。好在南京管辖的杭州有个北新关,是明代税赋机构所在地,税赋地位十分重要。俞价便到北新关整顿税赋市场,只用半年时间就取得成功,市场井然有序,面貌焕然一新。其不顾当地官员一再挽留,即刻回到南京。庚戌(1610年)又升任南京兵部车驾朗(正五品,主管仪仗、禁卫、驿传等)。俞价官越做越大,管的事情却越来越小。
此时,朝中因皇帝不上朝无法工作,自行离职的官员越来越多,京城的正直官员几次建议召俞价回京“调羹补兖”(补救规谏皇上的过失),而那些佞臣显贵,唯恐俞价回到京城惹事,千方百计谗害构陷他。俞价眼见朝廷纲常国纪废弛,君臣关系不睦,奸邪党人滋生蔓延,自己即便回朝也难有用武之地,若留在南京也无所事事,无奈,“拂衣去”,弃官而归。
俞价回乡后,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每遇攸关一州利弊的大事,常据理与刺史(知州)侃侃而谈,“刺史无不唯唯”。乡亲们对俞价愈发尊崇,“皆以包拯目之,谓之包青天”。俞价卒后州民在县署前立俞价进士坊,在州城东门大街立御史俞价殿中执法坊。《牟平县志·民国版》云:“州民传说俞价为本城城隍,故城隍庙香火之盛,为全州之首”。
还有一位先贤王日新,字缉甫,城西门里人。明万历年间,由贡生历授马邑(在今山西朔县境)县令,河间粮马通判,山西大同府中路、南路通判。王日新是位忧国奉公清正廉洁的能吏。
王日新万历丙戌(1586年)任职马邑县。其轻徭薄税,兴利除弊;劝农以兴民业,省刑以厚民俗;建义冢,使贫民有墓葬之地,令枯骨蒙恩;建学田,师生饮惠;建义校,培养本地士子。马邑县此前120余年无一人科第,自其上任5年,科第连中30余人,其中不乏进士举人。
王日新恪守名节,一身正气,任职大同府南路督粮通判时,有守备郝术钻升职,特送上当地土产黄鼠一笼,内藏白银五百两,以示答谢。日新只接手本,笼鼠当堂退回。万历26年(1598),日新奉命携带数十万两银子去江南置办花红,不顾市霸项忠依靠抚院父亲之势威逼强卖,在集市上采买了物美价廉、品质上乘的货物,节银2万余两。万历29年(1601),因水旱灾交替,蔚州、浑源一带秋作物绝产,饥民遍地,农民发生暴乱。王日新置布袋14000条,以奇谋过紫荆关,于易州等处粜得粮食,亲行赈恤灾民,军民欢声雷动。
大同中路为兵马要冲,兼之宗室杂沓,俗称“烦剧”。王日新身兼数职,科理荒政,敝精竭神,积劳成疾,不得不要求退休。其11年职务3迁,所到之处,皆德声满满。回归之日,老幼遮道,军民环泣不得行,只得乘夜离去。
王日新对家人和子女严格要求。每寄家书,只有一二两银供家用,告诉二子,发奋读书才是正路。其为官近20年,家中未增加半亩田地。归家后见家乡常因灾歉收,还抱病召集族上富裕户20余家,捐资集义田,以备荒年赈灾之需。
王日新归家不足百日,于万历壬寅(1602年)8月6日离世,享年54岁。王日新一生清正勤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吏民称其:“忧国奉公,尤耿耿如青天白日。”去世时,士民无不号泣,四方吊者络绎不绝。
宁海州乡贤祠祭祀的清代四人中,杨维乔是有名的循吏。
杨维乔,字岱桢,冶头村(现属莱山区解甲庄镇)人,顺治己亥(1659 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广西浙江道监察御史、河东巡鹾(盐的别名)使、口北(河北宣化)道监察御史,山西布政使参议。
杨维乔一生清廉勤政。任监察御史时,革时弊,平市价,抑豪强,兴利举废,吏胥无不敬畏。在北口道,遇灾荒年,民不聊生,冒着“擅动国库”的罪名,先开仓赈粮,后奏闻朝廷。此举冀北百姓赖以存活者无数。
他崇拜刘宠,以刘宠为楷模。他在《和龚公东牟怀古原韵》中写道:“风流卓绝谁能嗣,愿学为官不要钱。”他在河东巡查盐税时,不少盐商以金钱诱之,他都慨然答道:“我生平淡于荣利,金钱岂能坏我操守!”他对于官员卖官鬻爵、侵冒贪占、收受贿赂者决不徇情,俱指实纠参,大官权贵们都惧怕他。在冀北赈灾之时,有个京中权贵,派家人趁山西大同闹灾荒的机会,购买妇女,准备贩卖。当越境宣城时,杨维乔将所贩人口全部扣留,交由地方设法抚养,秋收后,又将她们送回原籍。此事得罪了京中权贵。顺治末年,清政府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清制,各省每年将钱粮征收解拨的实数报部奏闻)案,名义为追索拖欠钱粮,实际是借机打压江南反清的达官士人。江苏巡抚韩世奇亲自部署实施,以文薮著称的江南士子,功名尽黜,斯文丧尽,受到沉重打击。康熙8年(1669),御史杨维乔、李棠、傅感丁等轮番上疏,交章弹劾韩世奇,最终将韩世奇部议削级。这一次朝中权贵相互勾结,借机新账老账一起算,杨维乔被逮赴都,诬陷下狱,判刑十载。
杨维乔押解京城之日,口北百姓如失慈母,数千人呼号相随。其入狱后,口北百姓为其立生祠,四时祭祀,敬之如神。宣城的老百姓都说“我们这辈人一日也不能忘记杨公的恩德啊”。当他们听说杨维乔出狱后隐居在海滨,穿草衣,种田地,还经常以君恩未报而自责,纷纷落泪。
杨维乔出狱后回到家乡冶头村,在村西石桥头筑馆读书,凿池种莲,召集族中子弟,教之读书。20余年不谈朝事,悠然自得,安度晚年。
祀于忠孝祠的先贤
忠孝祠建在名宦祠东侧,有6间大房,祀入“忠义”者11人,都是明代人物。除黄柱、张国儁2人外,其余9人董国柱、王倓、王槚、宫应蛟、宫若峘、贺绳前、贺永令、王镐、王青,都是在崇祯16年(1643,癸未年)2月22日癸未之乱中殉难的烈士。祀入“孝悌”者是明清的9位孝子。
黄柱,号毅斋。10岁父殁,事母尽孝,长成,好读书,倾慕岳飞,遂刺“忠君孝亲”4字于背上以自励。正德庚辰(1521年)中武进士,世袭宁海卫百户,升副千户,先后任文登、登州、即墨三营把总,提督莱州府团练,累立战功。几次被荐升迁,然其人品正直,守正不阿,不合潮流,竟忧郁去世。州民皆为之惋惜。南京兵部尚书福山人郭康介为其作墓志铭,州民在城内为其立武进士坊。
张国儁,字虹桥,号翰清,新添堡村(现属莱山区)人,万历戊午(1618)解元(科举乡试第一名)。先世自洪武初从戎有功,世袭宁海卫指挥,承袭宁海卫所镇抚,任抚标千总。明天启间,山东白莲教起事,其领兵参与征讨,陷敌包围被俘,面对劝降和酷刑,愤骂不屈,终被残害。
其余9位在“癸未之乱”中牺牲的烈士,笔者在本报2022年3月1日《宁海州癸未之乱》一文中已专门记述,此文不再重复。
祀入忠孝祠的孝子有9人,其中明代6人,为姜瑜、卜怀、于乾、傅大亨、曲谐、王棅;清代3人,为曲復一、苏欲初、苏建乾。9位孝子每人都有一段孝行故事,其中最为感人的当属卜怀和先后祀入忠孝祠的曲谐、曲復一爷孙的孝行。
卜怀,字思敬,弘治丙辰(1496年)贡生,任郧阳府通判(府的副职)。卜怀早年丧父,由母亲郑氏教其识字读书。母亲对卜怀要求极严,家中备有一根专用的木杖,只要卜怀读书时稍一分心,便用此杖施以惩戒。卜怀少小贪玩,没少受皮肉之苦。但是,孩儿是母亲的心头肉,每次惩戒完毕,母亲都会搂过孩儿,相偎流泪。后来卜怀学业突进,考取贡生。母亲去世时,其正在京城读书,听到噩耗,当即昏死过去,幸学友搀扶,未曾摔倒。苏醒后三日未曾进食,遂兼程奔丧。归家殡葬了母亲后,日日对着那根木杖啼哭,反复念叨“再想要母亲打我,也得不到了”,遂作《哭杖》诗一首:“杖儿儿痛有已时,不杖儿悲悲不止。尚思儿泣母亦泣,杖头认取泪斑紫。”后人对卜怀的《哭杖》诗好评如潮,有人拿它以比《诗经》中的“蓼莪”(篇名,为孝子哀痛不得终养父母的辞)。
后来卜怀在父母的坟墓旁边搭盖了一座小屋,在里面居住了三年,守护坟墓。服丧期间,其日日挖土筑坟。一日,挖土之处忽有清泉涌出,泉水中游有两条红色鲤鱼,长约七八寸,远近的百姓纷纷前来观看,都感到奇怪,认为是卜怀的孝心所感。卜怀后来做了郧阳通判,郧阳人感念他的孝心,找人把他的事迹绘成图画,装订成册,名《孝感图》。一时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竞相题跋,民间传阅甚广。卜怀任满解绶回归时,到郊外迎接他的大多是他不认识的人,当时人们羡慕他的为人达到如此地步。明隆庆年间朝廷为卜怀旌表建坊,孝子坊建在城南门外。
曲谐和孙儿曲復一,因孝道先后祀入忠孝祠的故事,民国版《牟平县志》有详细记载。
曲谐,字相如,自号大风猛士,明廪生。其性颖悟,貌伟岸,倜傥有奇气,读书过目成诵,浏览他人架上书,如镌刻至肌肤骨髓,人称书橱。他一年四季书卷不释手,人称书痴。他擅长诗文,多有血性之语,雄辩高论,汩汩如泉涌。其虽性格粗犷,侍奉母亲却心细如发,在母亲面前诺诺如孝女。明末兵荒,家里生活艰辛,外面兵荒马乱,母亲又病卧在床,处境非常艰难,其往往悲歌叹息,激而成吟,但始终不离母亲左右。后母亲病逝,居丧期间,其精神萎顿,茶饭不思,瘦得只剩下骨架了。家人邻居劝其饮食,他回答说:“饮食没有味道啊。”清初,州府推举其为孝廉,坚辞不受,以秀才终老。
曲谐的孝行家风传至孙辈,又出了个颇有名声的孝子曲復一。
曲復一,字松奄,康熙庚子(1720年)科举人,国子监学正。曲復一十岁时生母去世,他待继母以孝顺闻名。戊寅年(1698),他正赴郡考试,听到父亲溺水身亡的消息,痛哭哀号奔丧,数日内滴水不入口。父亲下葬后,其在墓旁筑屋守丧四年。一夜刚入睡,忽闻屋外人声鼎沸,打开门,见一村落起火,火焰冲天,众人都不敢向前,其急起前往扑救,火焰一会儿就熄灭了。众人都说是他这个孝子感动了神来帮忙的。
当时州同龚大良对他大加赞赏,约请附近村的秀才在墓旁增建草舍三间,题其匾额“人伦楷则”,办公之余常来抚慰,并说:“以后这个屋不要毁坏,用来表彰孝子。”督学顾公与抚宪蒋公会奏朝廷,奉旨表彰。州牧陈一朋欲倡导为曲復一建石坊,曲復一制止说:“当年奉养父母时,连粗茶淡饭都吃不上,现在怎么能忍心大张其事地自我炫耀呢!”婉拒了。于是陈一朋于道旁立石碑彰显。陈一朋离任后,江苏盐城人成永健接任知州,又立木主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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