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 年终回眸之四·音乐剧 他们在音乐剧的世界里再次闪光

《莫里哀》 摄影/王犁

《伊丽莎白》 摄影/郑天然

《莫扎特！》 摄影/逯遥

《将进酒》 供图/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大江东去》 供图/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曹雪盟

刚刚送走“大悲”“法红黑”（观众对音乐剧《悲惨世界》《摇滚红与黑》的昵称），2026年伊始，官宣定档新一年上演的各类音乐剧已超过50部，直接排到了夏天。近年来，国内音乐剧市场火热，《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音乐剧演出共计1.97万场，较2024年同比增长15%；票房收入逾18亿元，同比增长7.6%；观众达81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

人物传记作品是音乐剧中一个颇受欢迎的题材类别，2025年上演的此类作品就包括以苏东坡为主人公的《大江东去》、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0周年的《星辰大海·冼星海》、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哀》、德语原版音乐剧《莫扎特！》音乐剧版音乐会、美国音乐巨匠乔纳森·拉森的半自传作品《倒数时刻》等，此外还有正在全国巡演、讲述茜茜公主一生的德语原版音乐剧《伊丽莎白》音乐剧版音乐会。其中《莫里哀》更是位列2025年引进原版音乐剧场次第一。

展现真实与艺术交织的光彩

知名人物的传奇际遇、跌宕经历，自带强大的叙事潜力和天然的戏剧张力，向来是文艺改编的富矿，可谓一个人就是一个大IP。屈原、白居易、路易十四、路德维希二世、迈克尔·杰克逊……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都有以他们为主人公的音乐剧作品。而被音乐剧选中的很多人物，本身就是改编青睐的“热门选手”。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中，他们的故事被重述、形象被重塑，展现出历史真实与艺术魅力交织的光彩。

音乐剧《大江东去》着眼于苏轼被贬至黄州期间的心境变化，重述苏轼成为“东坡居士”的蜕变。它与京剧《一蓑烟雨》、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话剧《苏堤春晓》、音乐诗剧《人生的盛宴》、曲艺剧《万里归来仍少年》等近年诞生的众多舞台艺术作品，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主人公的同题作品矩阵。李白的舞台形象更是丰富，如剧作家郭启宏编剧、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李白》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李白》都堪称经典。而音乐剧新作《将进酒》将李白从少年到暮年的传奇一生搬上舞台，主演郑云龙的个人魅力为作品加分不少。

获评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的音乐剧《绽放》，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同时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话剧《桂梅老师》、滇剧《张桂梅》等也都聚焦她令人感佩的“燃灯人生”。

人物传记作品纪实性与传奇性兼具的特质，需要音乐剧创作者在有限的时空里既能以歌舞展现人物的非凡经历，又要表达出背后的思想内涵。成功作品如获得第70届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奖项的《汉密尔顿》，以嘻哈等音乐形式演绎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生。还有英国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和蒂姆·莱斯创作的《艾薇塔》，讲述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艾薇塔·贝隆的传奇经历，被广泛传唱的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正出自其中。曾于2024年来华演出的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位列当年引进类音乐剧票房第二和场次第一。以音乐剧版音乐会形式多次来华演出的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堪称德奥音乐剧中最具影响力的剧目，拥有10个语言版本，曾在14个国家演出，吸引观众逾1200万人次。

人物传记类音乐剧的创作，要选取既能体现人物性格和精神，又适合音乐剧舞台形式的事件作为表现内容。常见的人物传记类音乐剧往往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按顺序串联人物一生的“大事年表”，另一种是截取其人生关键时刻或重要时期。戏剧要讲故事、见人物，不管选择哪种方式，都不能把舞台变成见事不见人的“拉洋片”“走马灯”“流水账”。有的创作者贪多求全，想说的太杂、想要的太多，但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剧情稀松琐碎，人物黯淡无光；有的陷入套路模式，讲诗人就罗列诗词、引用原作，讲大人物就追求场面宏大、舞美繁复；还有一些作品堆砌人物事迹，剧情忙着“赶进度”，角色在自我感动，观众却成了完全无感的局外人。

调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心灵共振，靠的不是事无巨细的再现还原，也绝非对人物一味的拔高美化。观众期待的是尊重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改编，以扣人心弦的剧情、恰如其分的音乐，形象展现人物经历与时代风云。

看到名人作为凡人的一面

我们总在他人的生命中寻找自己的倒影，这也是人物传记作品令人动容的重要原因。面对那些巨匠、名家、大师的人生，观众希望在艺术的表达中完成代入、产生共情、得见自身。李大钊曾说，“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激烈些。”他们也是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肉体凡胎。当冰冷的人物简介被转译为生动鲜活的角色，观众方有可能触摸到真实的人，建构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认同。

由德语音乐剧界的黄金搭档米歇尔·昆策和西尔维斯特·里维联手打造的《伊丽莎白》，让人们看到一个不同于电影《茜茜公主》的伊丽莎白。音乐剧所塑造的，更接近历史中那位美丽、坚毅、特立独行又深受抑郁折磨的“不情愿的皇后”。

除了伊丽莎白，剧中的另一个主角是死神。他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是伊丽莎白内心挣扎与被死亡牵引的人格化，代表了伊丽莎白的另一面。全剧的戏剧张力就源自她与死神的拉扯博弈，也是她与自己内心的缠斗。他们时而势均力敌，时而一方占据上风，直至最终伊丽莎白投入死神的怀抱，获得解脱。

对自由的追求是贯穿全剧的主题。从“我不是你的所有物，我只属于我自己”，到“当我想跳舞，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自己来决定时间，自己来选择音乐”，最著名的两首歌曲《我只属于我自己》和《当我想跳舞》都鲜明表达了这一主旨。用今天的话说，剧中的伊丽莎白是“摆脱他人期待，找到真正自己”这一人生信条的践行者。人们在这位19世纪的皇后身上，看到了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忠于自我的形象，这样的人物自然比浪漫童话更符合今人的价值观念与情感诉求。

该剧创作者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并未将伊丽莎白视作“伟光正”的女斗士，而是将她置于时代之中，打破完美滤镜，让观众看到其作为叛逆者以外的其他侧面。伊丽莎白身为皇室成员却偏偏欠缺所必需的责任感，对儿子也漠不关心，这些都在剧中有所体现。在褒扬她勇于挣脱束缚、追寻自我的同时，该剧也以《牛奶》一曲表达批判——民众喝不上牛奶时，她却在用牛奶沐浴。但这些缺点和灰度，并不损害人物在观众心中的分量，因为真实，所以可怜可爱。

同为米歇尔·昆策和西尔维斯特·里维创作的《莫扎特！》，在主题选择、剧目风格、戏剧结构等方面，都与《伊丽莎白》有不少共通之处。可以说，二者讲述的都是关于“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的故事。《伊丽莎白》聚焦自由所需的代价，《莫扎特！》则关注天赋背后的牺牲，通过古典与摇滚相结合的音乐，以深刻的哲学隐喻和直击灵魂的发问，挖掘天才光环下的痛苦和挣扎。

和伊丽莎白一样，莫扎特也与世界格格不入。他终其一生的真正对手是自己的心，挥之不去的阴影是音乐天赋，这是他的光环，也是他的枷锁。他渴望自由，渴望作为人而非天才获得爱，但他始终无法逃离，因为影子也是他的一部分。编剧将莫扎特的天赋具象化为一个幼年版的莫扎特形象，这个角色没有台词也没有演唱，只是始终在一旁痴迷地创作，直至全剧结尾，他将羽毛笔扎进莫扎特的心脏——才华吞噬了生命。

“如果你不曾摆脱自己的影子，又能如何得到自由？”《如何摆脱自己的影子》是他在直白地表达心声，他被命运高高捧起又狠狠摔下，呐喊、诘问、挣扎，却无济于事。两度唱响的《我即音乐》，一次高扬轻快一次低沉嘶哑，音符起落间是一个天才从意气风发到悲凉陨落的短暂人生。

世人大多熟知莫扎特的非凡成就，折服于其音乐的纯真美好，但《莫扎特！》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天赋捆缚又对生活充满渴望的真实的人，一个在两股力量间被拉扯，有憧憬、有困惑、有恐惧的普通人，他的痛苦是如此清晰而沉重。他从不可及的神坛走下，走进观众心里。

手法再时髦也要围绕人物

近年来声名最盛的人物传记类音乐剧非《汉密尔顿》莫属。全剧以嘻哈风格为主的音乐贯穿始终，摆脱严肃古板的正剧感，寓庄于谐，将庄严的主题、崇高的人物、复杂的党派之争融于160分钟的欢歌热舞。嘻哈音乐与历史人物这一对反差感巨大的组合用充满激情的艺术处理减弱了故事和人物的距离感，爵士、R&B等丰富的音乐形式，律动的节奏，炫酷的场面，让这个18世纪的故事毫不沉闷，反而充满时尚气息。

深受《汉密尔顿》影响的《莫里哀》也在这条时髦的路上大步向前。开场曲《我名叫让-巴蒂斯特》极富节奏感的说唱，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汉密尔顿》气息。不仅是曲风，剧作的整体风格在延续法语音乐剧一贯的浪漫特质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全剧音乐几乎不停，对白和演唱无缝衔接，叙事与抒情并进，带领观众经历莫里哀的人生。

舞台上的“第四堵墙”被频频打破。整个剧场营造17世纪巴黎街头的场景，观众席里会出现往来穿梭、高声叫卖的报童；在莫里哀的“高光时刻”，他在观众席间被高高举起；演员们身着古典服装，衣服一脱露出的是黑色紧身舞蹈服，有些角色脚下穿着运动鞋甚至轮滑鞋，“一言不合”就跳起街舞；当已经死去的角色又返回舞台说起话来，便会有穿着工作服的后台人员出现，提醒他在剧本上已然逝世……沉浸与间离产生的化学反应，让400多年前的喜剧大师穿越时空，莫里哀成为一个充满热情与反叛精神、不断跌倒又重新站起，继续向梦想奔跑的年轻人。

让人物“立在”舞台上，除了调动丰富的舞台手段，还离不开细腻的情感表达、精准的形象刻画。音乐剧的优势，就在于能将音乐作为角色内心情感宣泄和外化的手段，而演唱往往能够比言说更尽兴地传递情绪。

《大江东去》中最动人的歌曲当数上半场结尾的《燃尽半生》。乳母猝逝，苏轼四顾萧然，半生劳碌忽成空茫，心灰意冷满怀凄凉。“不知燃尽半生该去向何处”，在不停的诘问中，苏轼生活的困厄和精神的苦闷倾泻而出。这首歌之所以令人动容，就是因为精准传达了苏轼在低谷中的情绪和感受。歌曲中流露的困顿、愤懑、愁苦、不甘，和下半场他逐渐转向豁达洒脱的精神世界形成鲜明反差，营造出令人信服的转折时刻，也为其之后“成为东坡”的转变提供充足的情感铺垫。

在《莫里哀》中，创作者也努力尝试不同于传统法语音乐剧的做法，让歌曲不只承担抒情功能，还同时完成交代背景、推进情节、塑造人物等任务。《我早已习惯做梦》唱出为挣脱世俗、抵达梦想的坚持与孤独，《我们不屑一顾》则表达了与剧中时代的抗衡。

后世铭记莫里哀在古典主义喜剧领域的非凡成就，但音乐剧想要展现的则是辉煌背后他一路颠簸坎坷、沉浮起落、步履不停。但有些遗憾的是，剧中的莫里哀仍缺乏独特的内核。他的确表现得充满热血和激情，却没有充分地交代他的创作灵感和动机来自何处、周遭的人与事如何形塑他的内心、性格和选择。纵观全剧莫里哀的轮廓不够清晰，相比之下，孔蒂亲王这个角色显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在莫里哀的艺术生涯里，孔蒂亲王的存在格外特别。他是莫里哀早期的赞助者与庇护人，之后却成为被莫里哀讽刺的对象，甚至是艺术的阻挠者和反对者。舞台上的孔蒂亲王并非简单地被塑造为反派或保守势力，他对莫里哀态度的转变里有个体内心的纠结，也反映着艺术与权力的博弈。

属于孔蒂亲王的两首歌曲强烈体现出这种矛盾——《看见我》让人听见他不羁外表背后渴望卸下伪装的灵魂，自卑、痛苦、怯懦的内心促成转变的开始；《命运使然》中“生活所迫”成为他最终说服自己对付莫里哀的理由，满怀无奈、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赋予角色可恶可恨又可怜可悲的复杂性，也表达出时代加之于人的重量。

人物走下画像需要艺术增量

如今，音乐剧已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市场和具有高度黏性的观众群体。特别是京沪两地在2025年汇聚了全年超六成的观众、近一半的演出场次，贡献了全国音乐剧演出票房的60%。与此同时，长沙、厦门、济南、福州、无锡等地也展现出发展潜力，音乐剧演出市场日渐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中文原创作品持续发力，在主题选择、表现形式等方面不断开拓，一些优质原创剧目崭露头角。

但作为一种舶来品，原创音乐剧仍有广阔前路需要探寻，如剧目从多到精、行业从快速扩张到提质升级、影响力从过度依赖明星到深耕优质内容的转型。目前国内音乐剧市场号召力强劲的作品仍大多是引进剧目。2025年，原版引进音乐剧的上演剧目和场次数量虽远低于中文音乐剧，但票房收入占比却超过51%。

就人物传记类音乐剧而言，我国悠久的文明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中，人物群星闪耀值得大书特书。但令人遗憾的是，那些长演不衰、令人津津乐道的多为外国作品，我们坐拥的丰富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足有效的开发。

人物传记类音乐剧的迷人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以音乐、舞蹈、情节、光影等共同释放的舞台能量，营造出一个娱乐性、流行化、沉浸感极强的场域，五光十色、灵动鲜活，让人们松弛地走近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但形式的轻盈、审美的时尚、手段的先锋，并不意味着内涵的浅显与单薄；商业性与艺术性也可以并行不悖，长盛不衰的《汉密尔顿》《伊丽莎白》等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嘲为“剧韭”的音乐剧观众日益见多识广，其“忠诚度”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原创音乐剧需要跟上需求端升级迭代的速度。

将真实人物搬上舞台，展现传奇经历或坎坷命运只是基础操作，揭开表象潜入“水面之下”，梳理主人公的精神跋涉之路与心理图景，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深入”和“浅出”间把握平衡，人物才可能走下画像来到身边。如果停留于一遍遍复述人物事迹而毫无艺术增量，内容平淡空洞、乏善可陈，再多的作品也只是对人物IP的消费。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一个人物、一段经历、一个故事，看到超越个体的、更为深远的内涵与价值。《汉密尔顿》将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同构，讲述的是“国与人一样年轻、好斗和饥饿”的国家精神；《伊丽莎白》《莫扎特！》反复叩击着“追寻自我”“渴望自由”的主题；《艾薇塔》把人物交还给历史，把对特定时代的反思与评判空间留给观众……在丰富的戏剧手法、严谨的戏剧结构、丰满的人物音乐形象塑造之外，这些作品实现了由微及广、由小及大。剧中的人物和故事如同一面双面镜，让观众从中望见自身与时代的样貌。面对人物传记作品，我们的每一次鼓掌喝彩都是在为人类真实动人的记忆而心潮澎湃。责任编辑：任芯仪(EN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