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娥都龙袍加身了，为什么不称帝

刘娥是继吕后、武则天之后，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但她的命却远比前二者要苦得多。刘娥出生不久就成了孤儿，13岁左右她嫁给银匠龚美为妻，谁料婚后没过多久，龚美为了钱竟将15岁的刘娥卖给了正在招蜀地女乐的韩王赵恒（后年十五入襄邸），就这样阴差阳错下，刘娥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命运转折点。

一、刘娥出身贫寒，没有强大的宗族外戚力量支持她像武则天那样完成权力的更替；

从街头卖艺的歌女，到王府的女乐，刘娥的身份完成了从民妇到韩王赵恒私人歌女、舞者的转变，但这份职业放在当时来看并不光鲜，其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女乐通常只是权贵娱乐、彰显个人地位的工具罢了，甚至于主人家兴致来时向宾客赠送歌女的事情都十分普遍。

对于刘娥而言，幸运的是，彼时的韩王赵恒年仅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而从小就靠取悦市民为生，又十分聪慧美丽的刘娥，在面对这样的公子哥时有着成熟的经验，她很轻易就能搞懂对方的喜好获得对方的好感。

果然，没过多久，刘娥就俘获了赵恒的心，她在赵恒心中的地位也一跃从歌女变成了女神。

但皇室的爱情不比平常人家，在那个重视门第的时代，像刘娥这样出身贫寒的歌女连跟赵恒谈情说爱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嫁入豪门了。

哪怕当时的赵恒，只是宋太宗赵炅庶出的第三子，皇位的继承权还轮不上他，但皇室就是皇室，历法大于天。

很快，刘娥就迎来了自己和赵恒艰难的爱情之旅的第一次考验。

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年轻气盛的赵恒自从和刘娥在一起后，经常情不自已为爱鼓掌，缠绵的次数多了，很快赵恒的身子骨就肉眼可见地憔悴起来。

有一次，宋太宗就问赵恒的乳母：“皇子最近脸色越来越憔悴，他最近都跟哪些人来往？”

乳母本就对赵恒宠幸刘娥的事不满，她便在太宗面前将赵恒和刘娥的事情全盘托出，宋太宗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和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厮混气就不打一处来，他立刻下令，要求赵恒把刘娥赶出府区。

为了打断赵恒的念想，宋太宗赵光义还下旨将北宋名将、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女儿嫁给赵恒为妻，赵恒不敢反抗，只得服从父亲的安排听令将刘娥赶出王府，另外安置在殿侍张耆（帮赵恒买来刘娥的人）的家里，张耆知道这是皇子中意的女人，为了避嫌，他自己干脆搬到了外面去住，不敢回家。

直到后来宋太宗去世，赵恒继承皇位后，他才将刘娥重新招入了宫中，封为了美人。

景德四年（1007年），出身名门的郭皇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第二女，赵恒的第二任妻子，此时潘氏已经过世多时）去世后，宋真宗赵恒又开始运作，想把刘娥立为皇后，宋真宗此举招到了寇准、李迪、向敏中、王旦等重臣的严厉反对，他们以刘娥“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为由，明确反对宋真宗想立刘氏为后的想法，宋真宗最后只得作罢。

由此，便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出身卑微的刘娥是不适合做大宋的领导者的，这也是后来刘娥执政之后和士大夫阶层的主要矛盾之一。

同武则天相比，刘娥先天上的不足，并不是那么好弥补的，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亲族势力，刘娥做了三手准备：

1、把自己的前夫龚美，改姓刘姓，对外宣称他是自己的哥哥；

2、拉拢朝中刘氏大族，希望能把自己归入“刘氏族谱”；

3、将自己侍女李氏和赵恒生下的儿子归入自己名下，通过控制未来皇权继承人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力的目的，刘娥的这一做法导致宋仁宗直到她去世后才知晓自己并非她亲生子嗣（这个故事后来还演变为了元杂剧中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这三手准备，或许真正意义上算得上成功的，也只有第三手了。

第一手问题的关键在于龚美本身能力不行，哪怕有刘娥捧他，但这也弥补不了银匠出身的龚美和那些朝中经营了几十年的重臣的差距。

第二手准备刘娥曾拉拢过如刘综、刘烨这样在朝中混得还不错的刘姓士族，希望能通过他们形成政治联盟，作为自己坚实的政治后盾，但刘娥万万没想到，这些大臣并不领情。

刘综直接以“不曾有亲戚在宫中”为由拒绝刘娥的示好，而刘烨在面对刘娥“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的示好时，也是很干脆否认道：“不敢，臣没有，我不是，您别乱说。”（烨曰：‘不敢。’后数问之，度不可免，因陛对为风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

相比起武则天而言，刘娥这开局显然并不算多理想。

二、自武则天之后，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对于后妃当政都有着防备和抵触情绪，刘娥登基的阻力要远远大于武则天；

除了先天上的不足，刘娥称帝的另一大阻力，就来自于自己老公和大臣们的防备。

同样是给予听政权，唐高宗李治和宋真宗赵恒对待自己的老婆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李治的《大帝遗诏》是这么说的：皇太子(李显)哲，……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皇太子(李显)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天后进止。

而宋真宗赵恒的《乾兴遗诏》是这么说的：(赵祯)可于柩前即皇帝位。然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宜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更赖佑佐宗工，文武列辟，辅其不逮。

唐高宗李治和宋真宗赵恒两份诏令虽然都明确提到自己去世后，自己老婆有听政、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但细细比较下来，不难发现，李治的用语俨然把武则天当作了和自己平等的执政者，可以一言决断军国大事，而宋真宗只是说自己儿子年幼，刘娥可暂时和大臣们一起商量处理军国大事。

换言之，唐高宗是将大臣们置于武则天的权力之下，要求大臣们按照武则天的话去做，而到了刘娥这里，宋真宗是将刘娥的权力置于宋仁宗之后，要求刘娥协助年少的皇帝处理政事，大臣们首先应该辅助的对象是宋仁宗，而不是完全听命于刘娥。

从两份遗诏便可以看出，武则天和刘娥称帝所面临的压力完全不一样，唐高宗是鼓励武则天参与政治，宋真宗却并不喜欢刘娥过度干涉政事。

宋真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受了武则天干政的影响，在武则天之前，士大夫对后妃干政的警惕性也无非是吕后那般专权，等到武则天掀翻桌子，自己制定规则之后，后世的士大夫才意识到：纳尼(ω)！，还能这样玩？

也正因为有了武则天这个前车之鉴在，所以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为后妃干政一定会导致朝政紊乱，天下大乱。

刘娥曾经问过大臣们这样一个问题：“唐朝的武后是怎样一个人？”

刘娥此举，颇有试探大臣对于她想称帝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的意思，谁料著名的谏臣鲁宗道却答道：“武后是唐朝的罪人，她差点就毁了大唐的江山社稷。”

鲁宗道的话基本代表着当时主流士大夫对武则天称帝的看法，也表明了传统士大夫反对刘娥称帝的做法，北宋名相富弼在给宋仁宗上书时，就曾提到过这段往事：“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

三、武则天的上位，离不开出身寒门的庶族士大夫的支持，而到了刘娥时期，科举取士早已深入人心，刘娥无法像武则天那样凭借着士大夫阶层的支持登上皇位；

刘娥在称帝这件事上，曾做过几次试探，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殿中丞方仲弓上书请刘娥学武后称帝时被刘娥怒斥“我不做辜负祖宗的事”，以及刘娥打算穿着帝王之服去大宋王朝的太庙行祭祀时，“辅臣皆依违不决”，尚书、礼部侍郎薛奎更是质问刘娥：“您身着帝王之服去祭祀，是打算行帝王之礼还是后妃之礼呢？”

从结果来看，刘娥的几次试探并不理想，虽然那些大臣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刘娥僭越礼制的做法，但大臣们的态度却明确告诉了刘娥：你这样做，不得人心，是要不得的。

同武则天废黜唐中宗，还能得到大票大臣拥护相比，刘娥这边穿帝服祭祀就引起众怒了，她若是想称帝那简直是地狱难度。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刘娥和士大夫阶层之间，缺乏稳定的利益链接，她没法像武则天那样凭借着一手科举制度笼络庶族的心，培植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

到了刘娥那个时代，门阀政治早已衰落，庶族已经取代门阀贵族成为了朝堂上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刘娥无法通过控制人才晋升的渠道获得庶族的效忠。

表面来看，刘娥的权力很大，但她的基本盘其实极不牢靠，她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宋真宗赋予她的“听政权”，脱离了宋仁宗母亲的身份，刘娥想要把控朝政会变得极其艰难，她甚至连名义上忠于她的大臣都无法控制。

比如协助她获得垂帘听政权的丁谓、曹利用等人，其中宰相丁谓意图架空刘娥，曹利用也嚣张跋扈以权臣自居。

连自己的班底尚且如此，更何况还有很多敢于反对刘娥的大臣存在。

因为种种原因的影响，称帝对于刘娥其实并非理想的选择。

以刘娥的处境来看，她的实际待遇、影响力并不比皇帝差，称帝对于她来说无非是锦上添花，但相比起身份的变化，她称帝所面临的阻力也是空前的，崇尚实用主义的她，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