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恩师董乐山先生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遗憾人生4

记恩师董乐山先生

董鼎山、董乐山重返故里上海

丁聪为董乐山《问路》 一文所配漫画插图

◎李健鸣（剧作家）

董乐山（1924年11月14日—1999年1月16日），翻译家，作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等均有广泛影响。编有《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1999年1月16日，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地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邻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

我从小就是不被老师待见的孩子，现在想起来也是“罪有应得”。我上的中学是女校，我属于难以调教的学生，特别是初中三年，有过不少不敬老师的言行。最让老师恼火的是我会给老师起外号，也许是外号起得比较形象，总赢得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现在回忆那段时间当然也会谴责自己，但我那时肯定没有恶意，多半是出于无聊，同时也是为了调节一下上课的严肃气氛。当然喜欢我的老师也有，多半是年长之人，他们也许遇到过比我更无法无天的学生，也许他们对成绩优异的我多少会另眼看待。到了大学，我对老师更失望了，所以我总是对老师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一直毫无上进心地活着，直到遇见董乐山先生。

我认识董乐山先生是在“文革”后期，那时我已经在二外教德语了。我们相识于班车，他和我都要在西单等班车。渐渐地我们就熟悉起来，后来班车就成了我们无话不谈的地方。当时二外的老师们总是显得有点畏畏缩缩，只有董先生的脸上永远充满了自信，并用微笑来迎接那些没有表情的脸。他当然是吃过很多苦头的人，他从新华社调到二外任教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坠落”，但他似乎并不在意命运的安排，他知道他自己在哪里都能发光。

我和他的交往也照亮了我的生命。1976年以后，国内的形势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我开始能看到介绍西方文化的外文书籍。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想在二外工作，想调到外文局的一个介绍外国文化动态的内部刊物，他表示支持。我把简历寄走了，得到的回答却是年龄太小。我告诉董先生后，他哈哈大笑，并劝我不要泄气。那时，我对西方的“波普”文化很感兴趣，也曾多次向董先生讨教，我把我写的一篇文章给他看过，他让我把那篇文章寄给那份刊物，我照办了。那份刊物真的发表了那份文章，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是“文革”后中国介绍“波普”文化和“行为艺术”的第一篇文章。也就从那时起，我对自己开始有了点信心，我知道是董先生教会我要相信自己。

后来，董先生调到社科院，我也出了国，联系就很少了。1990年他请我到他团结湖的家去吃饭，他的精神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衰老的迹象。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看了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座谈会上，他的笑容依然如旧。他去世后，我一直懊悔自己没有去看他，那几年我工作过于繁忙，甚至松懈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忙碌之后，才发现，留下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1年，我去美国探亲。在一次展览会上，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国男人，不知为什么，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董先生的哥哥董鼎山先生。我真想跑过去和他说几句话，告诉他，我对他弟弟的崇敬和怀念，但心里突然难受了起来，甚至感到头晕，就没有挪步。

现在知道董先生名字的人少了，但所有看过《第三帝国兴亡》的人都会知道他。他参与翻译的这本书让国人了解了“第三帝国”的真相。在我经历了失去董先生那么大的遗憾后，这还真是一个永远的安慰啊！2024.1.1

供图/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