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百姓为入侵的列强充当带路党，从根儿上讲应该归咎于商鞅变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广州附近的村民踊跃向英法联军出售攻城用的梯子。庚子国变，当八国联军和清军在北京城决战的时候，全城老少爷们趴在墙头上看热闹，甚至当起了带路党。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20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356年那一年说起。

公元前356年，是改变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因为那一年秦国开始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国家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必须完成对国民服从性的改造，让百姓如牛马般劳作，绵羊般温顺，变成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同时又缺乏主动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商鞅推出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告密连坐、封民之口、枪打出头鸟等等。在短短的100多年时间里，使秦国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从而一统天下。可秦朝二世而亡，似乎预示着商鞅这套东西并不好使。

于是乎汉武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你只能看到两个字，那就是“服从”。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要求老百姓从内而外，从身体到灵魂都要做到服从，从而巩固他们的统治，确保江山万年永固。可这里边会出现一个问题，百姓已经被训练成了温顺的绵羊，没有了血性，没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一旦外敌入侵，没人会救你。

公元1644年的深秋，当崇祯皇帝站在煤山之上俯瞰北京城的时候，没有人来救他和他的大明王朝。庚子国变期间，慈禧也没有迎来“大清一统定江山”，而是迎来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消息，他不得不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老百姓在这2000多年的训练中变成了胆小怕事，贪生怕死，而在权力的压迫下苟延残喘，却有极度迷恋权利。底层人对上层永远抱着极度的渴望。对大部分人来说，减少束缚和压制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推翻或者逃离这个机制，而是加入他们。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集权社会中，往上爬的唯一途径就是媚上，纯粹的对上不对下，久而久之这种习惯性的媚上和服从必然会导致奴性。

在儒家文化中，我们劝人向善、向仁、向忠、向义，这些会导致人成为社会集体的一部分，可唯独没有教会我们向人，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社会附属品。因此，当千百年来我们变得训练有素的时候，对上的漠然也必然会导致对下的冷漠。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谈何对身边个人的责任感？因此，看热闹不嫌事儿辣，四处拱火生事儿就会成为必然现象。

100多年前呢，鲁迅先生就发现了中国人这里出了问题，因此他果断弃医从文。他在《药》这部小说里写道，在刑场围观的那些中国人，伸着脖子往里看，像一只只填鸭，他们根本不关心行刑的人是谁，哪怕这些人是为他们而死的，他们只想看热闹和吃人血馒头。那如何改变这一切呢？我只能说，路还很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可能需要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