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化医疗告知指引提升沟通效果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细化医疗告知指引提升沟通效果

孙欢成

孙欢成

近年来，网上出现一些因医院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玩手机”或“用手机”而引发医患纠纷的报道。其中，的确有个别工作人员“开小差”，但更多的是“一场误会”。如：患者家属反映“抢救幼童时，护士竟在玩手机”，实则是护士在用手机“呼叫别的医护人员前来协助抢救”等。

手机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其深层反映的是当下医患之间的互相理解信任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近年来在参与化解医患纠纷工作中，也切身体会到这种“互不信任”已逐渐在日常医患关系中各方面都有所体现。如：有患者在就医之初，就用手机录下其与医生的所有谈话，作为日后万一发生纠纷时的证据；有患者会对医生正常修改病历的行为提出质疑，甚至投诉医生伪造篡改病历。而医生一方也是顾虑重重，为避免纠纷，有时不得已与患者刻意保持距离，导致患者觉得医疗缺乏“温度”。医患之间的信任感不足在个别纠纷中甚至演变发展成互相抱有戒心，处处提防。

医疗工作本身就是一场与疾病抗争的战役，疾病是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医患则应是同一阵营的战友，医疗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医患双方的互信和合力。如何促成医患互信，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引导，树立正确的医患互信观念，倡导“医者仁心，患者安心，医患同心，齐心克难”；另一方面应当规范完善医疗告知工作，提升医患沟通成效，消除纠纷隐患。

在相当一部分纠纷中，患者普遍认为，医生事前没有如实充分提示医疗风险，由此对医生失去信任感，甚至怀疑医生存在刻意隐瞒。其实患者的困惑和顾虑主要是源于医患沟通不畅。曾有学者研究提示，有60%的医患纠纷原因是医患沟通问题。2020年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2020年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6—2020年该院审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262件，涉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案件88件，占比33.59%，其中2020年占比更是高达43.24%。

医疗告知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技术范畴，而是一项法律制度。虽然我国医疗告知制度发展至今已有40年历史，《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民法典》《医师法》等法律也都明确规定医务人员负有医疗告知义务，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而实践中医患沟通的场景复杂，加之繁重的医疗工作，医患沟通的效果有时的确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细化医疗告知工作。

建议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医师法》等法律要求，结合实践典型问题，制定医疗告知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的执行规则，比如明确医患沟通主体顺位、医疗告知基本内容要素和差异性告知原则、医疗告知方式选择适用场景及形式要求等，提升医患沟通效果，增进理解，加强互信，促成医患和谐。（作者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