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外族入侵与华夏文明的韧性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外族大规模入侵，一次是满清入关，一次是蒙元统一南北，还有一次就是五胡乱华。

最近网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帖子，说华夏民族根本不惧外族入侵，因为最终的结果不是被同化，就是被狼狈驱逐，如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占领了中国，结局很可能就是日本四岛也划归华夏疆域之内。

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这也是我们华夏族群强烈的民族自信，满清和蒙元的结局好似也印证了此点。满清入关最终带来了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嫁妆；蒙元统一中国，虽然艰难的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但也仅仅维持了98年的统治，就狼狈逃回了漠北，如果没有外蒙的独立，中国领土何止960万。

外族的入侵好似都没有造成多少伤害，反而让我们华夏族群一次比一次强大。

这不得不归功于我们强大的民族文化以及包容万物的民族特性。

但是，五胡乱华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是这一历史定律差点被打破的时刻，也是我们汉文明差点被同化甚至被湮灭的最危险阶段，特别是北方。

任何文明无论多么繁盛一时，都有被同化消亡的危险，即便汉文化也不例外。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至司马炎建立西晋止，历四百余年，应该说以儒家为主导的汉文化在汉地十八省，特别是在中原地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还远未到根深地步的程度。

为了对付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自西汉中叶起，中原王朝就开始允许边民内迁，比如东汉初年，蒙古高原大旱，“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南匈奴内附，刘秀将其安置于河套；东汉末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率部众降汉，曹操迁其部众散居于并州及河东六郡。

由于每次内迁的少民数目不是太多，且朝廷有意识的将其打散居住，所以，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这些游牧民族内迁后，逐步被北方汉族所同化，游牧骑射生活也逐渐过渡到农耕织读生活。

这才是正道王道。

但司马炎代魏以后，却改变了这一策略，他在西晋初年就一次性的将匈奴数十万人全部内迁至并州，并大肆吸收外来文化，使西晋文化走向多元。

当时的学派除儒学外，还有由印度东传的佛教，本土的玄学、道教等，道佛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民众的生活，再加上边疆民族南下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北方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胡同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文化占主导，但汉人被屠杀几近灭族。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爆发，幽州刺史王浚率军勤王，他担心自己的不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对手，于是愚蠢的决定，引鲜卑人入中原，组成联军一同勤王，结果鲜卑军队来到中原大杀一番后，发现中原人如此不堪一击，就赖在中原不走了，司马炎内迁的匈奴人后裔刘渊也趁机在并州割据，建立汉国政权。后来羯族、氐胡、羌族又先后来到中原，最终诱发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汉族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多亏出了一个冉闵，才没有被亡国灭种。

据晋时的《徙戎论》记载，五胡乱华时，“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大量的北方士族逃亡至长江以南，而西北诸胡和东北鲜卑又大量迁入中原，北方汉人人口已经少于胡人，而且还要面临胡人冷酷无情的屠杀。

唐编《晋书》中说，胡人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晋阳秋》也记载说，后赵的石虎筑华林苑时逢暴雨，男女16万，死者数万人；营洛阳、长安二宫，40余万汉丁，死亡超过三分之二，“尸积原野”。

史书中还说，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邺城，成汉的使者看到沿途树上挂满上吊之人，城墙上也挂满汉人人头，尸骨被做成“尸观”。

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之前，北方汉人的人口从1200多万锐减至500万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北地沧凉，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并非虚言。

所以，冉闵的杀胡令一出，才一呼百应，立刻得到了北方汉人的群起响应，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虽然说起来比较冷血。

史载，杀胡令一公布，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几乎北方所有的汉地十八省就纷纷起兵，仅邺城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二十几万。

冉魏建立后，冉闵又四面出击，与各大小胡酋互攻，数百万胡人被驱逐，返还陇西或河套等地，九大石胡甚至迁回了中亚。返迁途中不同民族的胡人又相互攻掠，再加上饥疫死亡，最后“能达者十有二三”。

可以说，十六国时期的前半段，汉族文明差点被从肉体上消亡。第二阶段，汉文化和草原文化共存，但泾渭分明。

到了十六国的后半段，确切地说是冉闵的杀胡令之后，少民的统治者意识到汉胡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这一境况才得到了好转，比如前秦天王、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以后，废除胡汉分治，解散部落，重用汉臣，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比如南燕的慕容德，称帝后即选择与汉族士大夫合作，下诏承认旧士族特权，又建立学官，选公卿士门子弟入太学，使汉地大族势力得以保存和发展。

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分段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为标志。

公元439年，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统治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以淮河、秦岭为界。

这时的北魏开始自称中原正统，不仅与南方的刘宋对峙，而且与可能同种同源的柔然交火（北魏出于东北的拓跋鲜卑，柔然为“东胡之苗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

435年，北魏遣使联络西域各国，希望开通丝绸之路，但由于遭到柔然的阻挠，抵达敦煌后就不得不返回。

此后数年，拓跋焘13次率军进攻柔然，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拓地千里，后设六镇抵御柔然入侵。

后来，文成帝和献文帝也先后9次出兵漠北，袭击柔然。至487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柔然由盛转衰。

这一时期，虽然北魏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据，积极学习汉文化，也非常希望得到北地汉民的认同，但北魏贵族集团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以及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还是让胡人和汉人泾渭分明。

比如，在战争时，统兵的北魏贵族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面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和平时除了将大量的汉民变为奴隶和杂户以外，还对有一定地位的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他们的势力。而汉族地主虽然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又使他们的内心十分瞧不起鲜卑贵族。

所以，统治者口中所谓的“汉卑一体”只是一个幌子口号而已，并没有多少实质作用。

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第三个阶段，北魏主动寻求同化，汉文化开始占上风。

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仅五十多年里就发生了十多次农民起义，而造成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恶化的民族矛盾。

所以孝文帝才会义无反顾的以强制手段来实行汉化政策，加强与汉族地主的合作，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广大汉民的支持。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可以说是史上最艰难的一次改革。

虽然建立北魏的拓跋珪算得上是一代雄主，手下也有一批出身于大族的汉人谋士，但他鉴于汉化政策对前秦的恶劣影响，对中原文化完全是可与可无的态度。他甚至认为，中原文化根本不能让鲜卑族人接触，一旦接触，就会和汉人一样心机重重，从而失去鲜卑战士最宝贵的品质。

拓跋珪的这种思路，也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北魏君王。在北魏成为中原统治者后，游牧、狩猎依然作为鲜卑的支柱产业和生活习俗被保留了下来，北魏皇帝还在每年夏天率领部众到阴山去“却霜”，一方面是通过狩猎的形式去操练部众，保持强悍的武人作风；另一方面，则是用这种“回归草原”的形式时刻提醒族人，他们是草原上的强者，不是中原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

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要想迁都，亲近中原文化，甚至进行汉化改革无异于天方夜谭，痴人做梦。

但是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孝文帝岂能坐以待毙。

孝文帝知道要想在鲜卑贵族的眼皮子底下进行汉化改革太难，所以，他在亲政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493年，开始启动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计划：迁都洛阳。

迁都可以让某些鲜卑贵族自愿留下，也可以让某些守旧重臣留守，从此远离政治中心，还可以使一部分贵族因为田产、军事力量无法迁徙，而被削弱，如此一来受到的阻力自然就小了。

所以，孝文帝在朝堂上讨论迁都无效后，开始瞒天过海，谎称兴兵攻打南齐，让朝中部分大臣随同出征。

就这样，孝文帝率文武重臣，三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兵发南齐。两个月后，进入了洛阳城。

这时随同出征的鲜卑亲贵开始怨声载道，因为这一路上阴雨不断，孝文帝还让他们身着戎装、骑乘战马，终日淋雨，所以在洛阳停留七天后，孝文帝一下令大军继续前进，这些鲜卑贵族就跳出来谏止南征。孝文帝也趁机说岂能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不如迁都洛阳，也算是对此次南征有所交代。贵族们本来已经抱定了“马革裹尸”的想法，现在见事情出现了转机，自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高呼万岁，迁都洛阳一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对于孝文帝迁都，思想家王夫之就在《读通鉴论》批判道：“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迁洛阳，而以伐齐为辞，当时亦孰不知其伪者，特未形之言，勿敢与争而已。”

公平的讲，王夫之的这段评论实在有些吹毛求疵，孝文帝为何要采取这种连哄带骗的手法，还不是因为阻力过于强大，真诚并不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美德。

虽然迁都洛阳顺利完成，但改革远没有如此简单。

虽然很多鲜卑贵族被留在了旧都平城，但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于是不断的在两京之间自由往来，并因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雁臣”。他们反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不断制造混乱。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的岳父冯熙在平城去世。雁臣们要求皇帝返回平城奔丧，敏感的孝文帝认识到此事不简单，自己没有回去，派太子元恂代为前往。

可是，元恂因为不喜欢洛阳，早就与雁臣们达成了一致，他们打算让元恂回平城继位，逼迫文帝退位，将都城迁回平城。

于是，元恂趁着文帝到嵩山巡游之机，匆匆出逃，打算返回平城。孝文帝闻讯后迅速作出了反应，拦截了元恂，废掉了他的太子之位，将其软禁在河阳。

然而，鲜卑亲贵们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又在其他皇族中物色人选。这一次他们准备公开发动政变，推翻孝文帝的统治，但是事情败露，很多亲贵被牵连进去，孝文帝对他们严加惩处，若干亲贵被赐死、处斩，他们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再也无法公开与孝文帝叫板。

尽管政治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亲生儿子与自己作对，宠爱的冯皇后也与官员高菩萨有了私情，孝文帝的内心深受创伤。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崩于谷塘原行宫，年仅三十三岁。

虽然继位的宣武帝元恪拒绝了鲜卑遗老重返故都的建议，巩固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但也没有改变某些鲜卑守旧豪族地位下降的事实，这些没有接受汉化的六镇鲜卑和守旧贵族被排斥在门阀之外，地位较低，与南迁汉化之人及朝廷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矛盾，因而，他们有着浓烈的仇视汉化的心理，最终造成了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在他死后不到十年，就引发了“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虽然孝文帝改革对于北魏来说是失败的，但他要求鲜卑贵族穿汉服、说汉语、不许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与汉人大族通婚等，却有利于形成新的文化向心力，功在千秋。第四阶段，胡文化再次反扑，汉文化有被同化的危险。

鉴于孝文帝改革血的教训，再加上北魏分裂的东魏与西魏，都是源自于六镇起义的鲜卑旧贵族（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干脆就是鲜卑族，两人都参加过六镇起义，后来高欢收编了六镇余部，宇文泰手下也有贺拔胜自北镇带来的精骑），所以对于鲜卑汉化持完全反对的态度。比如东魏权臣高欢。

高欢虽然是汉人，但朝堂上几乎都是鲜卑贵族，他自己也以鲜卑人自居，史书说他给官兵讲话几乎都说鲜卑语，只有在汉人爱将高敖曹在场时才改说汉话。

这种情况到了北齐和北周时期更甚。在它们建立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出现了更多的胡化现象。

北齐和北周分别承自东魏和西魏，前者的建立者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洋，后者的建立者是鲜卑族的宇文觉。为了笼络胡族将士和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他们开始大肆的兴胡排汉，大行胡风。

就血统而言，高氏为汉族人，但因其常年累世居处北边，习俗同鲜卑无异。高洋就曾问重臣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弼云回道：“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以为“此言讥我”。从两人的对话中可见，高洋的自我认同是鲜卑人。

于是，北齐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种“西胡化”风气。那些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热衷于西域的歌曲、舞蹈、游戏等，并被这些习俗所同化。史载：“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非直独守弄臣，且复多干朝政。”当时北齐的胡人可谓无处不在，被封王和开府的也不在少数。

孝文帝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尤其是对胡姓的汉化。但北魏亡后，继北魏而立的东、西两魏和北齐、北周却实施了一系列复胡姓、赐胡姓的措施。

比如549年，北周“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在孝文帝时期被改的胡姓如国姓元姓，重新改回拓跋。此外，一系列重臣也主动或被动的改为胡姓，如苏椿改为贺兰氏，王杰改为宇文氏，王勇改为库汉氏，杨绍改为叱利氏，杨忠（杨坚父）为普六茹氏，田弘为绝干氏等。还有很多皇帝赏赐的胡姓，如令狐整被赐为宇文氏、高丽人高琳被赐为羽真氏等。

北齐、北周胡化之风盛行，不仅限于朝廷勋贵，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北齐贵族都喜欢一种游戏，叫作“握槊”。据史料记载：“世祖（高湛）性好握槊，（和）士开善于此戏，由是遂有斯举。”“握槊”是一种胡戏，受到高湛的喜爱，和士开由于善于此而受到提拔，这充分说明这种胡戏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此外，西域的西凉、龟兹音乐也受到广泛欢迎，西胡乐器琵琶在此时期也十分流行。

胡化的婚俗及妇女地位也受到影响。北齐的《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记载，王楚英有四个女儿，三个一生多嫁，长女嫁三次，次女两次，三女两次。改嫁这种曾为中原传统所不齿的行为，此时在胡风的影响下竟刻上了墓志，足见此时婚俗在胡风影响下的改变。

可以说，这一段时期是北方汉文化最危险的时刻。

东汉以后，先是三国的大分裂，然后又经过了近三百年的两晋大混乱，强汉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是极度弱化。这时，北方大多数民众的儒家观念也开始变得淡薄，而入主中原的胡族及胡文化又逐渐影响各个方面。这与十六国前期，胡族想从肉体上消除汉文化的影响不同，这一次是润物细无声的同化，更加危险。

多亏，隋文帝杨坚代北周一统华夏，否则北方汉人可能将不复存在，到时候就不是胡人融入到汉族中，而是汉族彻底被胡人所同化了。中国以后的“大一统”可能也仅限于南方各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