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作，巨头纷纷出手“擒妖”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陆茗

编辑 | 何子维

3月，互联网大厂的“家务事”接连抢眼。前有字节跳动通报2024全年辞退违规员工353人，追究刑责39人；后有华为就“部门招聘舞弊”除名、辞退、劝退36名员工，并处罚26名管理人。

稍早前，腾讯、美团、微博、三七互娱也发布了反贪腐通报，披露违规事项和追责结果，乃至公开涉事员工姓名和永不合作的供应商名单。

套用互联网黑话：大厂就“反贪腐”“ 反舞弊”对齐了颗粒度。

阳光诚信联盟会员单位（部分）/图源：阳光诚信联盟官网

监察部门也成了各大厂标配。阿里的“廉正合规部”，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字节的“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的“重案六组”，滴滴的“清风”……一支支内部监察队伍被戏称为“大厂锦衣卫”，而专设的监察岗位也让反贪腐通报成为常态。

走过了对外狂热扩张的黄金时代，又经历了一轮降本增效，如今的大厂对内部风险的重视也已摆上了台面。

互联网平台深度嵌入大众生活，成为公共空间，持续影响我们的认知、购物、出行、娱乐。在这个意义上，大厂反贪腐不只是企业的家务事。

防治“灯下黑”的任务依然繁重，但这些企业拥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它们改革的刀刃向内，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大厂里的“寻租”妖怪

我们搜集了近5年统一对外通报、且披露具体贪腐人员及事项的173个案例，它们来自6家头部互联网大厂。

这些反舞弊通报的惩戒警示意味浓厚，一半篇幅用于说明东窗事发的舞弊员工面临解聘、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退赔非法所得，乃至追究刑责的处罚，刑期上至7年。

当中，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是最主要的舞弊行为，涉及侵占或倒卖资产、对外泄露机密信息受贿、虚构合同、虚增项目费用牟利等。

在近5年统一对外通报、且披露具体贪腐人员及事项的173个案例当中，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是最主要的舞弊行为

供应链采购和运营环节是贪腐的高发区，而从起点的人员招聘，到终点的财务环节，乃至专业门槛高的技术部门、独具互联网大厂特色的外包劳务，都发现了“寻租”的妖怪——上至部门负责人，下至一线业务员、外包员工。

从中也能找到黑灰色产业链的痕迹，比如买卖实习岗位、刷单骗取平台补贴或结算款……

这些舞弊名目算不上多新颖独特，类似“半年内，员工打车报销费20万元”的手段也不高明，但结合公开更多细节的案例，互联网行业舞弊行为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

比如，职级非常低的基层员工，竟能违规牟利很多钱。

2024年，浙江警方披露的一起案件里，因滥用家具类商家旗舰店入驻平台的初审权，某电商平台一基础运营岗员工在1年内受贿9200多万元。作为对照，2022年一份判决书里，某大厂前副总裁赵丹阳通过虚报外包员工数量和加班费并收取好处费，受贿、侵占了756万元。

电商平台一名员工一年受贿9200余万元/图源：CCTV13截图

又及，许多舞弊行为更隐蔽。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可以追溯有形资产的去向、采购成本和产品利润率也相对透明，互联网行业里，有大量成本和利润不透明的虚拟产品。尤其推广流量、游戏皮肤、直播刷的礼物、后台数据，都有极高的变现价值。

这些资源并不像传统企业那般集中在少数关键岗位上，而是分散到有管理员权限的基层员工手中，但往往因为交易在线上且频繁而难以察觉异常，无形中滋生更大更隐蔽的寻租空间。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曾披露一起案件，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某大厂员工利用其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的权限，为主播快速解封账号、快速加入推广“白名单”增加推荐度，向多名电商带货主播索取或受贿300万元。

再有，舞弊者趋于年轻。

普华永道《2018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现状调查》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舞弊案件数量位列第二位，参与舞弊人员的年龄集中在30岁及以下，占比43%，低龄化趋势明显。职级上，普通职员和经理层比例相当，占比接近8成。

据普华永道《2018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现状调查》，从舞弊者的职级上看，普通职员和经理层比例相当，占比接近8成

不过，高层舞弊者人数虽少，但数额高、危害也大。

一位有10年监察经验的大厂监察负责人，在受访时这样归纳：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妖怪一样，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接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被孙悟空一棒打死。

流量寻租背后的钱与权

互联网大厂薪资丰厚，但贪腐行为依然突出，这耐人寻味。

有个“机会-压力-借口”三角理论常用于分析舞弊成因。它说的是，只要舞弊机会多，工作绩效压力或个人经济压力足够大、给自己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就容易导致舞弊——这在互联网大厂上同样有解释力。

在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互联网大厂沉迷于抢用户、吸引流量，为此不计成本地烧钱补贴、跑马圈地。无节制地财务支出，在创业初期，较少受到监管和规范。大厂持续吸金、飞速扩张，巨大的经济诱惑也摆到了员工面前。早年间的内控、监察、审计被搁置和滞后，就此埋下了隐患。

当中，流量是大厂平台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资源，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快速变现，在无处不在的流量争夺战中，权力伺机寻租，从中瓜分私吞红利。

这里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平台权限”。比如程序员访问后台数据、调整算法的权限，运营专员的审核管理权限，部门经理对外包公司、合作供应商的选择权，都可以影响平台流量及其衍生资源的分配。同时，追求效率、扁平化管理和分工，使得权限分散且制约不足。

此外，大厂唯用户、GMV增长结果论的绩效考核压力，也变相助推了舞弊行为。

2022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林斌分析了包括通信行业在内的“企业反舞弊联盟”提供的5000多个舞弊案例后发现，在“工作压力”一角上，为了获取较高的业绩薪酬而舞弊，排在了第一位。

林斌对5000多个舞弊案例归纳出，各种舞弊借口的排序/图源：林斌论文《中国企业反舞弊画像》

在末位淘汰的竞争压力中，员工为完成KPI、拿到更高业绩奖励，也可能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滥用权限，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侵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对整体利益受损，马化腾深有体会。

2022年，腾讯加大监察力度，在年底内部员工大会上，马化腾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贪腐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自己看完调查结果之后才知道，一些业务之所以做不起来，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了。

之后，李彦宏也对内部员工发声：腾讯的问题，百度也有。

但大厂体量庞大，舞弊者却不一定意识到“蚂蚁搬家”的后果。林斌在案例分析中发现，舞弊者通常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以“没损害他人”或“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为由开脱。

自2019年起，腾讯每年都会公布年度反舞弊通报/图源：阳光腾讯

然而，林斌的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因为舞弊损失的金额，约是舞弊者获利金额的两倍，企业的损失远高于舞弊者的个人获利。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如今互联网大厂对腐败的态度更加坚决和主动。

它不只是上市公司合规的被动需要，更事关核心利益。尤其近年来互联网大厂相继出海，而境外执法监管中，公司腐败和商业贿赂也是重点。

一边是出海扩张，面对更陌生的监管环境，一边是国内AI新秀崛起，在技术创新当中已显出被动，从创业转入守业的大厂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警惕内院起火。毕竟倘若放任“开后门”和“走后门”的人分得更多红利，拿什么激励创新。

清理门户之后呢？

过去，我们对贪腐的认知集中在公权力上，不太注意私营企业的贪腐现象。的确，和滥用公权力的“大老虎”相比，民营企业内部的贪腐常常连“苍蝇腿”都够不上。

但每一天，我们都在各个平台上浏览资讯、在电商直播间里购物、在影视游戏娱乐里花费大量时间……互联网世界的消费无处不在，它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而隐秘的直接影响。就像房地产企业贪腐会推高房价，互联网行业舞弊行贿的风险和后果，也会外溢到普通人身上。

收受贿赂为劣质商家、违规主播、违规广告导流，在销量、流量和评分上造假，不仅误导消费选择，行贿的成本也会转嫁给用户。

对数据访问权不加限制，让技术舞弊有机可乘，以致用户消费数据、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引发骚扰乃至诈骗。

图源：字节违规举报平台

普通人并不清楚，谁、如何以及是否公正地决定我们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不免天真地以为，质量越好、更受用户欢迎的内容，会被算法优先推荐，得到更多的流量曝光，反之，被流量选中的事物似乎总有它的可取之处。但舞弊行为让我们看到实际操作中的灰色空间，这一过程如何可能被人为干预和带偏。

贪腐从来不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也关乎商业伦理，而只要流量继续被明码标价，热搜可以买、谁给钱多谁上位，即便没有舞弊，被金钱塑造偏好的算法里，那些泡沫也足以侵蚀信息社会的信任根基。

为此，互联网大厂们要做的不只是清理门户。

维护平台算法和流量的公正透明不是成本，当它挣脱利益的枷锁，其创造的社会价值将反哺商业生态，它既能防范反垄断的监管风险，又能赢得用户信任，将帮助大厂穿越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