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滞港拍摄居延汉简

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李小玲

我称沈仲章先生“沈伯伯”。沈伯伯的女儿沈亚明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同班同一寝室的同学，四年同窗，去过武康大楼的沈家数不清有多少次，当然对沈伯伯的音容也熟悉得很。亚明从未提起过父亲的英雄事迹。直至近年沈伯伯救护居延汉简的事屡屡见诸媒体，我才缠住亚明将沈伯伯的生平详细道来，才知道原来国宝抵港后还有一段更加艰忍、令人泪目的沈伯伯拍摄汉简的故事。

话接《新民晚报·夜光杯》2022年7月3日《沈仲章和冒险相助救国宝的老百姓》（沈亚明文）结尾。居延汉简的箱子拉进港大打开，清点箱内物品安全无恙后，沈伯伯本想立即赶回江南去，寻找逃难途中病倒的老父亲。

可是，傅斯年连发两个电报，叫沈伯伯不要离港，因为必须有人留下来拍摄居延汉简，出版图册，完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对外方的承诺。为何这事非要沈仲章来做呢？

摄简任务必须由懂简的人负责。沈仲章在北平已负责过摄简。彼时在香港，唯有他能根据简牍尺寸、类型、质料、朽烂状态、字迹可辨度等，选择被摄物件，比较排列组合，搭配光圈速度，用否红外线，加否滤色镜，考虑打光角度与亮度、补光、反光、衬光等，并检查出品效果，做出需否重拍、如何调整技术、哪些可送往内地等一系列决定。

为万余枚珍贵且已酥烂的汉简拍照，实在是件常人难以想象的费时、费脑、异常烦琐之事。由于救简运简周折多多，到港后先得把万余枚简牍清点、排比一遍，重新按出土坑位图编号。

拍摄分为两次，第一次拍摄原简时，为节省底片（也便于带至内地），需把很多简牍放在一起拍摄。排放是根据原简状况及字迹可见度归类，以便调节光亮、选择滤色镜，决定用否红外线，计算每张底片最佳容量等，所以不按简号排列，拍摄时必须在每条简牍边放上打字的编号。

拍完原简，编辑图册时，还得把第一次拍摄的简影一条一条剪开，根据简号重新排列，再剪贴摄片，又需几轮排比，核对编号。再做第二次拍摄。然后还有编排待出版的图册，“凡数万事”，叶恭绰说。

沈亚明文中提到，沈伯伯挪用姐姐给他救护家翁的钱，赶到香港保护简牍。没多久，那笔钱用完了，而上层许诺的薪水迟迟不到。亚明没细说，沈伯伯忍饥工作，曾经饿到昏倒，被送急诊住院。更痛心的是，简牍还没拍完，噩耗传来，沈爷爷生命已终。

后来，沈仲章完成摄简，返回江南，踏遍乡间寻找，但因那一带经扫荡，沈爷爷尸骨不知所终。

沈伯伯拍摄照片的正本留在香港，自己编制图册。副本带到内地，让劳榦先生考释。

1957年，劳榦先生出版了令中外学界瞩目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40年夏秋到1965年秋冬间，万余枚居延汉简被锁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不到汉简原件，怎么能出版照片集呢？该书序写道：“这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有照了再照的，因此页码不相衔接，当时做释文，仍用不相衔接的页码。现在是印图版，把不相衔接的页码重新改定，不过为对照起见，仍然附一个对照表”。

那么，照片是谁拍的呢？《图版序》后是劳榦先生旧文《居延汉简考释序目》，里面有痕迹：“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也就是说，书内全部图版就是沈伯伯拍摄的汉简照片。

可以说，没有沈伯伯在港废寝忘食地将木简编号、排列、拍照、制图，就没有《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部书。书里每一页图版，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劳榦先生留了痕迹，但该书封面或扉页上却未将沈仲章的名字列入。至今鲜有人知，《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所有的照片都是沈仲章的作品。更鲜有人知，沈爷爷为这批图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有时会想，沈伯伯滞港拍摄汉简这事代价很大、无名又无利，做得值得吗？之后立刻又会感到自己是小人之心。范仲淹在《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中有云：“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我们也不须问白发，只看看沈伯伯，就知道什么是不把浮名牵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