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官、民眼中为何有两副面孔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要对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确是不易，迄今海内外学者还是各有褒贬，甚至截然相反，有的认为他是比较关心人民的好皇帝，有的认为他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有的则认为他有功也有过，但功大于过。这三种论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都有所据，这是因为他当皇帝后，时而施仁政，忽而行暴政，变化之幻异令人莫测。

极端专制及其严重后果

朱元璋即位后就进行国家机构改革，把国家军政大权全部集中于自己手里。以前的王朝都设有丞相一职帮助皇帝处理政事，明初也设丞相，胡惟庸案后将之取消，只设吏、产、礼、兵、刑、工等六部分别处理全国事务，六部互不统属，直接向皇帝负责；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朱元璋也将之取消，只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所辖的卫所军，队，五军各有所管，也互相不统属，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全国军政大权都直接操纵在皇帝一人的手里。

这么一来，这位皇帝就够忙了，他自己表白说：朕即位以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午后，才回宫，许多事情待办，晚间也睡不安席，往往披衣起来思考，或仰看天象，见一星失坠，恐将有祸事，心里很担忧，或想到有事要急办，即将之记下来，待天亮了再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得不这样做。朱元璋就这样紧紧地抓着权力不放，辛辛苦苦地做了三十一年皇帝。"日理万机"，这对富有军政经验的朱元璋来说还可拼命应付过去，轮到他的后代那花花太子或娃娃当皇帝，那就可能胡乱批示，或任人摆布了。

而明朝皇帝揽的事这么多，权力这么大，又不相信大臣，那只好起用身边的宦官帮倒忙，导致明朝的衰亡。朱元璋在时曾定下祖训严禁宦官干政，又哪料到他自己定下的制度为宦官政治复活开了方便之门。

朱元璋是历史上性格最猜忌的专制皇帝之一，他不相信自己的臣民，中央督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百官，又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官吏，并与督察院互相位举。

这还不够，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监视全国臣民。锦衣卫设有法庭、监狱，严密监视和处置文武官员，这是由朱元璋直接指挥的特务机关。自从设了这个特务机关，大臣一举一动以至他饮酒、发闷，朱元璋都了如指掌。

锦衣卫特务施罪于人的手段连武周时来俊臣的罗织经也望尘莫及。自从有了锦衣卫，"谋反"的人多起来了，冤狱也就不断出现。特务政治是极度专制的副产品，是皇帝打击异己的鹰犬，是镇压臣民的工具。这种特务机构的设立对后世影响很坏，遗害无穷。

高度中央集权始于秦始皇蠃政，完善于宋太祖赵匡胤，至明太祖朱元璋已趋于极致。朱元璋实行专制统治手段与秦始皇颇相似，但残忍过之；与宋太祖则有所不同，宋太祖不以"杀"字当头，朱元璋则以屠杀开路。

赵翼《廿二史剳记》说："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天下所未有。他连兴大狱，其中政治案最大的两次是：1380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丞相胡惟庸，十年之后，即1390年，据说朱元璋又发现胡惟庸有谋反罪及其同党，于是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这案连及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但找不到其应处死之罪，便以天象告变需杀大臣为借口，令他自缢，这时善长已七十七岁，家属七十余人也被杀。

三年后，即1393年，又兴起蓝玉谋反的大狱，斩蓝玉，灭其三族，又是万余人被杀。前已死亡的，用死者子孙来抵罪。朱元璋又编《逆党录》，昭告全国。这两次大狱所杀的主要是他依靠起家的淮西系骨干，军政权基本操在他们手里，朱元璋之所以把他们斩杀精光，用意就很明显了。宋太祖是"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是屠杀解兵权。

除这两次大屠杀外，朱元璋几乎每天都在找藉口屠杀功臣，找不到藉口就暗害，连战功最大的徐达，以及急流勇退归隐的刘基就是这样被害死的。除早死的和汤和一人外，开国文武功臣都杀光了。汤和病死时，家人暗自庆幸。因此在这种恐怖统治之下，官员人人自危。

朱元璋严惩贪污本是没错的，但他是极端专制的皇帝，经断定为贪污案，即使是错了也上诉无门，无法纠正，因之冤案很多。

如有所谓空印案，地方向户部上报钱粮报册，规定须与户部所定数字完全吻合，否则驳回，而回去自造，来去经年，于是便预带盖印空白文册，如果遇到部驳，即随时填改。

1376年，朱元璋发觉此事，以为官吏必用空文书作奸舞弊，即下令将各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并将佐武官仗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空印文书盖的是骑缝印，不能作别的用途。此案发生后，有人曾冒死上书说明事情真相，朱元璋全然不顾，仍大逞其专制淫威杀人。

所谓空印案完全是一大冤枉，有不少被杀的还是廉吏，如济宁知府方克勤，廉洁奉公，上任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丰衣足食，百姓视如"父母"，做歌颂其德政，朱元璋曾赐宴以表彰其政绩，但却因空印案被杀。

极端专制主义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绝对不准对他有任何轻微触犯，朱元璋在这方面比任何专制帝王都敏感，敏感到变态的地步，变态得令人不可思议，其大兴的文字狱就是如此。中国文字同音的甚多，但字义大不同，朱元璋却不管字义，如遇他忌讳的同音，便认为是影射侮辱他，下令处斩，大批文人因此被屠杀。

极端专制主义者另一个特点是，严格限定人们必须在他画的框框内行动，不准有毫厘的超越。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制定了不少法规、祖训之类框框，除了他可以出尔反尔不受这类框框的约束外，谁违背就不会有好下场，而且他的框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把全国人民都囚在其框框之内，不仅是行动，还有思想，他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就是如此。

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都是四书、五经，考秀才、举人、进士都如是，只准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作题，应考者要按照其义理作文，而且要按道学家朱熹的注疏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朱元璋还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者必须按照其格式填写，到明成祖时发展成八股文。

在朱元璋制定的科举制度之下，全国读书人为了求出路，只好死背四书、五经，尤其是道学家朱熹的疏注，背熟了按八股文格式一填便行了，于是人们找到了一种考试妙诀，有的撰家干脆编了各种四书、五经题目的文章，让应考的背熟了，到时对题抄文。

科举到了明朝已把读书人引入了死胡同，他们不用独立思考，也不用有个人的见解，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智慧，严重地妨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集“仁暴”于一身的统治者

在朱元璋一生中，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不少坏事。如果只从他做的好事论，可以说他是个比较关心老百姓的好皇帝；如果只从他做的坏事论，也可以说他是残暴的君王。对这个集仁与暴于一身的统治者应该如何评价呢?

有的论者认为，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受尽官吏、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故对贫苦农民具有深厚阶级感情，对官吏、地主则无比仇恨，故他当皇帝后，对农民施仁政，对贪官污吏则大屠杀。当然，过去的经历对于朱元璋不无影响，但对他这样集仁暴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分析。

当朱元璋登上皇帝位时，他已不再具备原有的农民属性，他已是一个具有皇帝素质的统治者，这时他跟历代开国皇帝一样，所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和巩固既得政权，使其皇位传之万世。也就是说他所做的都是从其保“家天下”着想的。

如果还把他所做的只从农民的感情去联系分析，那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可理解的。

朱元璋曾受元朝官吏压，迫，剥，削最深重，连父母死时也无钱可葬，如果按照农民的感情，理应与之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应屠杀之而后快。但朱元璋从大局着想，北伐时即宣称，蒙古、色目来降，奉与汉族待遇同，对于蒙古贵族、官僚、百姓主要还是采取招抚、优礼的政策，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僚绐予适当位置，归附的百姓，为之善择处所，让他们重过安定的生活。

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蒙古人的反抗，加速统一的步伐，而不是对蒙古人怜爱，或出于仁慈之心。他对百姓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也是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之故。如果说在民间时的遭遇对他有所影响的话，是他目睹农民因不堪压，迫，剥，削铤而走险导致元王朝崩溃的事实使他深深体会到：不这样做就会重蹈元王朝的覆辙。他之所以将与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杀尽，显然也是为了保其家天下，使传之万世着想。

评价朱元璋只能从事实出发，他既施仁政，也行暴政，事实俱在，不容抹煞。对朱元璋其人应作辩证的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曾发生无数次农民起义，而起义都是在封建王朝压，迫得使农民活不下去时出现的，于是历史在循环着：旧政权腐败——农民起义——新政权成立，"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农民的枯骨为新的帝王铺平其登基之路，但随着新政权趋向腐败，农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在封建社会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

如果说农民还有安居乐业的话，那是在开国皇帝登基后的一段短暂时间。农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一是新皇帝鉴于前朝暴政造成的恶果，二是因大乱后造成生产凋弊，如果不"轻徭薄赋"，让农民"休养生息"，不仅农民活不下去要继续造反，新政权也无法巩固。

新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广大农民群体实施仁政。事实业说明，朱元璋重农，惩贪取得的政绩是显著的，在他统治那段时间里，农民的处境比之元末是好得多了，这表现在生产发展了，户口增加了，农民群体。对于朱元璋的政绩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朱元璋确是个极其专制和残忍的人。他确立的绝对专制制度，将权力全集中在皇帝的手里，把皇帝的意志强施于一切官僚机构以至全国，不准全国臣民用脑思考，说话按照他说的说，行动要在他画的框框内行动，还用特务监视全国军民的言行，使全国处在恐怖之中。这种极端专制统治就是后来的法西斯的先驱。

朱元璋又用文字狱杀害儒士，用四书、五经来禁锢思想，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曾居世界之先，到朱元璋统治时代已陷于停滞，从此逐渐落在西方之后。

总结

《明史·太祖本纪》对朱元璋极口赞说："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文治武功，他跟其老乡刘邦不相上下，但比之残忍得多，比之李世民和赵匡胤则远不及。

朱元璋在某方面又把历史拉向后退，他功既显著，过也突出，是个既有功又有过，又仁又暴的统治者，很难说他功大于过，或说他过大功，也不能简单地用仁主或暴君为他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