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是一个复杂的人，既是良臣也是奸臣

嘉靖十七年，绩溪龙川村的胡家正在敲锣打鼓，进行着一番庆贺，周遭的百姓看着门庭若市的胡家也与有荣焉，那个老好人胡尚仁的儿子，考中了进士。

胡宗宪，正是这场喜事的主角。

进士，凡人眼中几乎无法触及的存在，但对于世家来说，进士其实就跟四季的水果一样，有心栽种，应季便能收获，龙川胡氏是绩溪胡氏四大分支之一，在正德年间，曾出过户部尚书胡富，按辈分来算，胡宗宪要喊胡富一声曾叔祖。

所以大官的家里可以缺钱缺粮，但唯独不缺两样东西，一是孜孜不倦的学习习惯，二是汗牛充栋的藏书，胡家这数十年来似乎只有胡富这么一个顶级大官，可文化人却从来不少，维持世家流传和运转的核心关键，就在于世家内部义务教育的普及，胡宗宪的父亲胡尚仁，就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好人。

胡尚仁在家族中很有话语权，在街坊邻里中口碑也甚好，胡尚仁常常告诫胡宗宪，读书，要做好学生，当官，要做好官，为人，不能昧了良心。揭忠尽节，良臣也。节用爱人，良吏也。良臣良吏，皆吾良心所固有也。——《袁文荣公集》

父亲虽然不是高官富贾，但精神的饱满深深感染了胡宗宪，在任何人心中，父亲何曾不是天下一般的伟大，这些深刻的道理，胡宗宪牢记心中。

考中进士后，胡宗宪在刑部“观政”实习，没过多久，就被吏部安排到山东青州府的益都县当县令。

嘉靖十九年，二十八岁的胡进士初临山东，南官北治，这既是一个磨人的规则，也是让人增长世面的好办法，胡宗宪的人生实践，将在这片有着蝗虫和盗贼肆虐的土地上首次展现。

益都和县令，良心和官心。

胡宗宪的运气并不好，一上任便遇到了益都县的旱灾、蝗灾，漫天肆虐的蝗虫，比起江南地区的河泛更要吓人。

很多时候，南北地区的人民，悲欢大多数都是相同的，有粮就留下，闹灾便跑，胡宗宪看着益都县每天不断减少的人口，心里也开始慌张，而蝗灾并不是不可控的天灾，努力一把，还是能创造奇迹，于是胡宗宪先做了第一件事，发了一份类似于皇帝“罪己诏”的自我检讨报告，安定百姓的心。斋戒祝天，言政事缺失，愿归予祸，毋殃百姓。

后来给友人唐顺之分享治民经验的胡宗宪回忆道，这个时候的胡宗宪，心中正直，不推卸责任，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安定住百姓的心，然后再发动百姓出动逮捕飞蝗，除此之外，胡宗宪还利用司法的渠道“派人抓蝗”，若是近期有被告到官府，需要被刑罚的犯人，可以捕蝗顶罪。

非常时期，非常办法，百姓的捕蝗效率未必高，但罪犯抓到手里的是自己的自由，抓得多，罪就少，所以以点带面，个体的积极总能唤起集体的勤奋，益都的蝗虫，竟然被百姓们合力抓没了。

蝗灾被人力移除，胡宗宪此举在百姓的眼里可谓是“感动上天”，原先斋戒祈求上天的胡县令，自然被百姓列为首功，而胡宗宪没有放弃百姓，也没有坐以待毙，他谨记父亲对他的教诲，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官。

而另一方面，益都除了蝗灾以外，还有因为灾荒导致很多青年落草为寇的匪患，这些匪徒在收成好的时候便派人来掠夺百姓的辛苦成果，人数多达上千，已经成为了益都地区的社会大问题，益都的官员们，对此根本没有下手的办法。

面对匪患，胡宗宪则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找来了一些匪徒的家人，让这些匪徒家人出面和匪徒们沟通，表示官府不会治他们的罪，现在蝗灾也已经解决了，回家好好务农便能够得到好收成了，不需要去掠夺百姓。

如果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没有坏人愿意当坏人，胡宗宪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匪徒们放下了心中的惊惧，于是纷纷解散，就这样，困扰益都已久的两大问题都被胡宗宪解决了，也是因为出色的成绩，胡宗宪在吏部开始有了名气。

益都的喜讯不断传来，可嘉靖二十一年，胡宗宪却等来了自己家庭的噩耗：母亲方氏，去世了。

数百里的奔袭，胡宗宪满是泪眼，母亲在他儿时的柔声细语在脑海中盘旋，子欲养而亲不待，胡宗宪对得起益都百姓，却没看到母亲最后一眼。

守孝的过程中，父亲胡尚仁也随之而去，胡尚仁在临终前，重重嘱托胡宗宪，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进士便骄傲自满，言外之意，就是让胡宗宪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丧父丧母的胡宗宪嚎啕大哭，倾盆而下的泪雨中，满是对父亲遗言无言但坚定的回答。

我胡宗宪，誓要往上走。

上升的抉择，矛盾的人生。

化悲痛为力量，这是成功人士的基本修养，一味的沉痛换不回幸福的曾经，告别始终是常态，但每天的着装打扮，并不是为了告别而准备，为的是迎接新的人生。

读书，才能完成父亲的夙愿，于是胡宗宪在守孝不断充实自己，阅读理学经典《大学衍义》，学习兵法要领《武经七书》。

阅读使人明智，咀嚼古人的智慧，获得今人的方法论，5年沉寂，其实是绩溪胡家的宝刀在磨练，5年之后，刀芒锐利晃眼。

嘉靖二十六年，胡宗宪因为在益都的良好表现从而被任命到余姚县当县令，在余姚县没过多久，胡宗宪便被朝廷任命为湖广道御史，可还没等胡宗宪到湖广道上任，鞑靼再次大肆南侵，胡宗宪又被转任为宣州、大同府巡按御史，这成为了胡宗宪“戎马”的开始。

或许胡宗宪本就是有军事天赋的，也有可能是常年累月的兵书阅读，积累在守孝时期达到顶峰，胡宗宪在宣大时期，多番考察明军的情报系统落后问题，提出了八项方案《安边八议》上书朝廷，此时的朝廷虽然高官腐败，但对于人才，却依旧没有失去辨别能力，胡宗宪因此被很多北京大员所瞩目。

而胡宗宪和严嵩的党羽赵文华交好，这个人，是胡宗宪人生轨迹变迁的开始。

胡尚仁告诫儿子，要做一个良人，可以严嵩为首的严党，并不执良，严嵩在官场上升的岁月中，为了讨好皇权不断失去自我，最终成为奸臣，可他成为奸臣是自满的，因为他能够把控朝政，赵文华是他的义子，自然也跟着行不义之事。

嘉靖三十四年，东南倭寇因为嘉靖此前的“海禁”变得更加猖獗，嘉靖任命此前在广西、海南镇压起义有功的张经到浙江坐镇，总督胡广、福建、山东、江南、江北、浙江六处兵马，集力剿灭倭寇。

张经是个军事人才，他会练兵，也会排兵，以前所组建起的“狼士兵”，是大明的南方强军之一，但是对于这种人才，朝廷文官不可能放心，因此派人进行“督军”，那么派谁呢，这大概又是严嵩说了算。

赵文华以“七疏”上表嘉靖帝，言之有物让严嵩大为称赞，嘉靖帝也乐意给严嵩面子，让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督军张经，可赵文华在背后却不干人事，到了浙江之后，连番对张经进行财物要挟，张经不给，还试图打乱张经的剿倭部署，逼着张经强行出兵，赵文华的贪婪，张经的固执，埋下了隐患。

等张经调集的狼士兵到达浙江后，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齐齐配合，在王江泾大肆破灭倭寇，剿灭倭寇上千人，赢得大捷，这本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抗倭胜利，可赵文华转头就使坏，他厚颜上书嘉靖帝，声称张经是冒领他的功劳才得此大胜，张经立功没有被封赏反而下狱，朝野震动。

如此荒唐的事竟在嘉靖朝上演，可嘉靖帝难道真的如此没有识人之明吗？

嘉靖帝前前后后只听从严嵩的一面之词，再结合赵文华与另一位官员的上书弹劾，便定下了张经的死罪，这“另一位”官员，正是胡宗宪。文华攘其功，谓己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经竟论死。又劾浙江巡抚李天宠罪，荐宗宪代，天宠亦论死。——《明史》

这是一场政治交易，胡宗宪参与构陷张经获得的回报，就是被赵文华推荐为新的浙江巡抚，取代李天宠的位置，若是一般的权斗，将张经和李天宠斗到丢官失俸已经是很不体面了，但非要把人往死里整，这已经失去了所谓“良心”的底线。

坐在浙江巡抚的位置上，胡宗宪有过自责吗？

或许有，但很快忘了，因为胡宗宪没有办法。

嘉靖帝沉迷修仙论道，此前将嘉靖中兴的功臣一一扳倒，扶持奸臣严嵩上位，嘉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奸臣把持朝纲，方便自己贪图享乐，毫不夸张地说，大明朝廷的天花板都是如此污浊，想要上升的胡宗宪怎么可能独善其身？

他的选择只有投靠严嵩一党，获得权力回报，如果坚持良心，那么未来只能是蹉跎。陷害功臣，却是抗倭名臣。

胡宗宪和赵文华大有不同，赵文华纯粹是为坏而坏，胡宗宪却是为了更好而坏。

人生的哲学核心在于，一个人为了一件事情付出了代价后，所取得的成果，是否能对冲代价，如果能，那他的人生便是有意义的，反之无义。

在出发浙江之前，胡宗宪立下誓言，定要擒汪直、徐海，平定东南倭寇，很多人觉得认识漂亮话，都以为胡宗宪到浙江捞一把便会回京，可胡宗宪他说的话，是真心的。“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东隅，誓不回京”。

做不了有良心的人，那就做一个认真的人。

嘉靖35年，胡宗宪被嘉靖帝任命升迁为兵部左侍郎，加直浙总督，此前张经的兵权都在胡宗宪手中，拥有着这些权力，胡宗宪大肆扶持抗倭名将练兵抗倭，俞大猷、戚继光，这是胡宗宪重点照顾的两个对象，但俞大猷的主战风格和胡宗宪的招降风格有所冲突，两人私交并不好。

戚继光很聪明，他从不忤逆胡宗宪，对于胡宗宪百般讨好，戚继光可以说是类似于胡宗宪的第二人，为了抗倭，为了练兵，他选择附着于“严党”胡宗宪，而胡宗宪知道戚继光是人才，给戚继光组建义务兵“戚家军”的计划大开绿灯，赵文华配合胡宗宪在朝中全面通过戚继光的计划。

所以戚继光在浙江的练兵才如此迅速、畅通无阻，这也是嘉靖一朝的悲哀，正常的练兵竟要繁复的“权力交换”才能做到，如此王朝如何不衰落？

胡宗宪在这种世道下坚持自己的原则，嘉靖35年，败徐海，嘉靖三十八年败汪直，在这段时间里，胡宗宪对抗倭寇常常披甲亲自上阵，在军中大喝出击，因为胡宗宪身先士卒，所以胡宗宪手下的抗倭将领和士兵们对胡宗宪很是叹服：“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浙江、福建的倭寇先后被重创平定，因为胡宗宪所支持的戚继光在抗倭事业中大放异彩，胡宗宪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的功名，成为了一个超越了曾叔祖胡富的人。

可胡宗宪即便在抗倭事业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面对严嵩，胡宗宪依旧没有办法摆脱，嘉靖三十六年，赵文华去世，胡宗宪直接附庸于严嵩，为了满足严嵩的财富欲望，胡宗宪将大量的战利品输送给严嵩，除此之外，胡宗宪也因此染上了奢靡的习惯。

这让胡宗宪留下了“致命弱点”。

严嵩倒台，胡宗宪随之入狱。

嘉靖四十年，严嵩大力推荐欧阳必进担任吏部尚书，遭到嘉靖帝的厌恶，这个小矛盾让嘉靖帝开始审视严嵩的价值，而徐阶看出了嘉靖帝和严嵩的君臣离间，于是多次弹劾严嵩，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嘉靖帝顺势勒令严嵩致仕，严党彻底倒台。

严党倒台，目的自然不是只打击严嵩一人，与严嵩有权力关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也包括了胡宗宪。

所以徐阶也开始针对胡宗宪这位抗倭名臣，丝毫不顾及东南的抗倭大业，让南京给事中弹劾胡宗宪贪赃枉法，将胡宗宪逮捕到北京入狱，胡宗宪虽有罪，但党争却置抗倭大局不顾，此举实为祸国殃民的不知所谓，后来还是嘉靖帝认可胡宗宪这几年的功劳，才出面保下胡宗宪。及宗宪至，帝曰：“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5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明史》

胡宗宪逃过死劫，回到了龙川老家，可始终没能再回到抗倭战场，而朝廷派出的新巡抚则是将胡宗宪和戚继光的边防计划完全打乱，弄得一团糟，酿造了兴化府之祸。

捡回一条命，已经是顶级权斗最好的结果了，胡宗宪夫复何求。

可徐阶真的准备放过他吗？

嘉靖帝出面做保，理由是胡宗宪是他所启用，并非严嵩所启用，如果胡宗宪这样的人都被构陷下狱，那么以后谁还敢为嘉靖帝效命，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可徐阶照样有办法把胡宗宪置于死地。

嘉靖四十四年，严党罗龙文被抄家，而在抄家的时候，竟然搜出了当年胡宗宪写信给罗龙文求贿严世蕃的信件，此事坐实了胡宗宪的“严党”身份，最重要的是，里面还夹带了一份“圣旨”，而这份圣旨，根本就不是嘉靖帝所写的。

而这份信件到底是真是假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这封信件的存在，撕破了嘉靖帝对胡宗宪的作保，胡宗宪本就是严党，加上还有“矫诏”的罪名，嘉靖帝无法再自圆其说，便下令逮捕胡宗宪入狱。

在狱中的时候，胡宗宪为自己写下《辩诬疏》，想尽办法自证清白，可胡宗宪的辩解，又何曾不是当年张经的辩解，胡宗宪或许是被诬陷的，他却并非真正的清白，但张经是极度冤枉，张经的昨日，只不过成为了胡宗宪的今日罢了。

所以胡宗宪，他本就是一个复杂的人。

当胡宗宪自救的信件没有得到嘉靖的回复后，胡宗宪似乎明白了什么，在狱中自尽，死时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遗言，若是光看这句遗言，难免觉得胡宗宪是真的委屈，可真的再去了解胡宗宪的过去还有严党岁月，对于他的遗言，确实让人难以评说。

胡宗宪是一个传统文化中最“完整”的人，对比很多时代的名臣、奸臣，胡宗宪并没有绝对的光明正大，但也没有绝对的不择手段，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人，才显得真实，这也是嘉靖一朝的臣子特色，包括后来的张居正，也同样为了集权变法，给冯保大开方便之门。

没有完人，只有相对功绩的人。

或许胡宗宪给予我们的深刻道理就是：

记心中愿，行手中事，虽不如意，但行莫悔。

唯有向前，才不负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