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皇帝，写得锦绣文章，却把国家带入绝境

在科举时代，由状元身份位至帝师宰相、牧守督抚的名人大有人在，但能做到黄袍加身、称孤道寡者，唯有西夏神宗李遵顼一人而已。不过这位状元皇帝虽然写得一笔锦绣文章和好书法，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糟糕透顶，最终将西夏带入灭亡的绝境。那么，李遵顼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从而让西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李遵顼是西夏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的族侄，齐王李彦宗之子，年轻时以品行端正、博学上进著称，不仅文章做得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见《西夏书事》）。西夏由党项人创建，因为是以武立国，所以党项男子普遍喜武厌文，功名是靠刀枪在战场上搏杀获得的，至于读书科举，往往是国中汉人从事的事业。

然而李遵顼却与他们大不相同，作为党项男子兼宗室成员，他获取功名的手段主要是靠科举。天庆十年(公元1203年)三月，李遵顼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在廷试中一举夺魁，被西夏桓宗钦点为状元，一时间成为美谈。蟾宫折桂后的李遵顼，凭借着出身和状元名头，迅速打开晋升的“绿色通道”，没几年时间便出任大都督府主并袭封齐王，以宗室身份掌管国中兵权，成为朝廷最可倚重的皇族。

随着权势和名望的日渐提升，李遵顼逐渐滋生不臣之心，最终竟发动政变废杀襄宗李安全，自己登基称帝，时在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由状元郎变身为皇帝，在历史上唯有李遵顼一人，不过这位“空前绝后”的状元皇帝，虽然写得一笔好文章，但在安邦治国方面却是个“低能儿”，用一连串难以弥补的战略性失误，把本已孱弱衰朽的西夏推上灭亡的“悬崖”。

到李遵顼称帝时，西夏已正式建国173年时间，期间为求生存、谋发展，在国小民寡的情况下，虽然跟宋、辽等国交过几次手，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奉行“事大主义”的外交方针，谁强就跟着谁混。宋辽对峙时，西夏附辽欺宋；宋金对峙时，西夏附金自保；蒙古强大后，西夏又开始附蒙侵金。总之，西夏就像一个“墙头草”，又像一条“变色龙”，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

但是按照“均衡理论”，西夏最务实的对策应该是联弱抗强，以防止一家独大，最终威胁自己的生存。可状元出身的李遵顼似乎是个“死脑筋”，对这么浅显的道理居然视而不见，反而在上台后继续执行附蒙侵金的政策，由此给西夏带来灭顶之灾。

蒙古不同于之前的辽和金，这是一个贪得无厌、忘恩负义的政权，眼中所见全都是自己的私利。一旦有国家跟蒙古结盟，必定要被经常性地征调兵力、财力，为蒙古对外战争“埋单”；一旦盟国不能顺从其意，蒙古即刻会派大军征讨，肆意摧残破坏。几个回合下来，没有哪个盟国不被严重削弱的，而西夏正是如此。

西夏在跟随蒙古攻打金国、花剌子模的过程中，兵力、财力、物力损失浩大，再难以继续支撑。李遵顼见此状况便开始调整策略，准备联金抗蒙，在遭到拒绝之后，改而采取联宋侵金的策略，在接连被金国击败后，又抛弃与南宋的盟约，重新回到附蒙侵金的老路上来。如此兜兜转转一番，西夏虽然看上去又回到原点，但结果却是接连得罪蒙古、金、南宋三大国，处处树敌，令国家的局势更加危急。

李遵顼带领国家回到“老路”上后，对于蒙古苛刻的征调政策再不敢有半句怨言，算是彻底被对方绑架，结果没几年时间，便使得国中“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见《西夏书事》），兴、灵诸州因为旱灾甚至出现“饥民相食”惨状。

但即使国中残破如此，李遵顼依然为保住自己的皇位甘心附蒙，对于国难所唯一能做的，便是以皇帝的名义令人缮写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试图从佛教中获取重生的力量，救助百姓的苦难。然而佛祖并没有施救于西夏，更没有赐福于李遵顼，后者赖在皇位上数年之后，最终还是在蒙古人的威逼和群臣的反对下，灰溜溜的滚下龙椅，将皇位传与次子李德旺。

李德旺即位后转变立场，采取与金和好、联合抗蒙的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蒙古的压力，但终究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就在西夏亡国前1年，正当蒙古军攻陷河西诸城之际，李遵顼终于撒手人寰，终年64岁，谥号英文皇帝，庙号为神宗。

作为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皇帝，李遵顼并未展现出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风范，反而因为一连串的愚蠢政策，将西夏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实在是辱没平生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