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繁花》里有我的一段人生

本文转自：今晚报

《繁花》横跨三个春秋的拍摄经历，对胡歌来说，是独特的，是难忘的，是珍贵的。当它终于要揭开面纱，接受观众的检阅时，胡歌却说自己“很平静”。

一种很奢侈的拍摄方式

胡歌清楚地记得，拍摄南京路的一场戏，导演对他说的那八个字。“那天拍摄对我来说也有点出乎意料，有一个瞬间，一下子把我拽回了童年。记忆里那该是午后的夕阳，我在那一片金色里看到了我和妈妈的背影。在那一刻，我站在那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后来导演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他，对他说，这部戏就是要做到八个字——似曾相识，热泪盈眶。

“繁花”、金宇澄、王家卫，是让胡歌接下《繁花》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有对小说的喜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以及对与导演王家卫合作的期待。“读高中时，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阿飞正传》，第一次看《春光乍泄》那个高三的午后，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股无法言说的震撼。”胡歌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能够在王家卫的监视器里出现，对我来说真的是跟做梦一样。”

接演时没有剧本，发布定妆海报时也只是听导演概述过故事大纲，胡歌说《繁花》的创作方法是不同于王家卫过往电影的。

“如果是电影的话，可能你在拍的时候和你最后看到的，会有很大的出入，但对电视剧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30集的电视剧，它的体量放在那里，那么庞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如果你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不清楚前因后果的话，是很难把它串起来的。”胡歌坦言他始终都没有拿到过完整的剧本，“但在拍摄之前，导演还是会把整个故事给你完整地讲一遍。当然可能有一些情节会作调整，或者说会有一些改动和增减，但是导演这次让我们在一个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前提之下才进行表演。”

“很多人说演王家卫的电影，让演员很崩溃，但对我是一个很新鲜的创作方式，也是一种挑战，我很愿意去尝试。”进组前，对于现场只有一台机器的拍摄方法，对于每一个镜头反反复复精细打磨的拍摄日常，胡歌做好了准备。没想到的是，开拍后他也和导演一样，陷入了某种“患得患失”：“有时候，一天收工了，回忆当天拍摄的内容，如果有一个镜头拍了很多遍，虽然过了，但是我自己还没有很满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失落，感觉过不了自己这道坎。又有时候，当你习惯了这个重复创作的方式，一两条就过了，你反而也会心里没底。”胡歌笑了，“而且有时候我会变得很贪心，自己都想再来一条，‘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他顿了顿，带着几分虔诚说道：“很少能够遇到这样的剧组，可以让演员有这么大的空间来创作、来演。通常很多时候，为了赶进度各方面差不多就行了，有时候会说可以交给后期来调一下，但是在王家卫的剧组里，只要演员愿意再来一次，导演是绝对会尊重的。”

一个更接地气的阿宝

对于剧版《繁花》与原著小说的差异，胡歌坦然相告：“这不是我舒适区里的阿宝了，他是一个更接地气、更江湖的阿宝，并不是我平常的那个样子。”他很快推翻了自己之前为人物所做的准备，一头扎进那个红尘滚滚的上世纪90年代。毕竟金宇澄说，“一个原著交给一个导演，他来做，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不可能去复制这个原著的。”王家卫也说，“‘不响’，也是我的创作态度，我只讲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优势。”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繁花》，是激昂澎湃的上世纪90年代，是黄河路的霓虹闪烁，是大上海的车水马龙。“我想，我们的整个影像，无论从色彩，还是节奏来说，都是和当时人的精神状态是统一的。”胡歌还回忆说，“那时候其实我还很小，但我记得爸爸每天都很忙，他的很多朋友也很忙，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忙什么，但大家都很亢奋，很有奔头的样子。经常会听说谁成功了，就此改变命运，或者谁失败了，一败涂地，那是一个涌动着热诚、积极向上的年代。”

一些难以放下的记忆

沪语版《繁花》已经上线腾讯视频，也已在央视一套下午时段播放，那些尖团音分明的标准上海话着实叫人惊喜。“刚开始时，的确还有一点不习惯，或者说会有一些字的发音还不是很吃得准，我们就向组里的阿庆老师（陈国庆）请教，慢慢大家就习惯了，越来越熟练了，在情境里面了。因为毕竟它是第一母语嘛。”胡歌说，不同地域的人会讲出不一样的方言，“语言节奏不一样，韵律不一样，就跟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性格都是有关系的。《繁花》用上海话呈现的话，会有一种古着的味道。”

“我也给剧组拿了好多家里的老物件，缝纫机什么的。”胡歌还记得三年前新民晚报跟《繁花》剧组一起发起过的老物品征集活动。

“剧组用了好多，最让我惊喜的一件物品，是一团红毛线。”胡歌整理了下情绪说，“妈妈去世了，我把她用过的缝纫机给了剧组，还有她留下来的一些绒线、一些布料也带去了。剧组的造型师特别用心，把那团红色的绒线织成了一条围巾，最后戴在了雪芝的脖子上。”胡歌说感谢剧组，让妈妈的这些旧物，在影像里留存下它们的温度。我们也想感谢剧组，用上海话，为这座城市留存下一些记忆。

每一步都不白走

胡歌回忆起2005年自己第一次爬雪山的经历：“6206米，但登顶的那一刻，我却出奇得平静，我自己都觉得很诧异，当身边的人都在那里欢呼雀跃的时候。”胡歌说那时候自己还很年轻，也没有太多的思考，“我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攀爬的时候，你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你的每一步都踩得很扎实。可能在那个过程中，我已经预想到登顶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他继续说，自己并不是盲目地乐观或者自信，《繁花》也可能不被一些观众喜欢，“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我想这一点我是很确定的。”

胡歌相信这三年的跋涉每一步都值得，也相信认真生活的每一天都不会被辜负。他一边调侃自己现在的主业是“带娃”，一边认真阐释：“每一个创作者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该是对立的，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扎实的生活的历练，我是没有办法再去创作的。”他说，当家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出现，自然会有很多的思考，“当了父亲以后，我会更理解我的父母，他们为我的付出，有时候我也会赞叹或者感叹生命真好，无论是它的脆弱，还是它的神奇或伟大，这些感受都是曾经没有过的。”

孙佳音（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