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成为历史上唯一盛行“火葬”的王朝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是因为她的富足，也不是因为她的“软弱”，更不是因为她的文官制度，而在于她的社会习俗。

在古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于死者的敬畏，对先人的怀念，“入土为安”的土葬宗旨是我国历朝历代丧葬的绝对主流，火葬是远远不能被古人所接受的。即使到了今天，土葬依然是我国乡村很多老一辈人心里的首选。

然而纵观华夏文明五千年，在赵宋王朝的统治时期，居然吹起了一股火葬的风潮，隐隐间竟然有取代土葬的趋势，并引发了当时“土葬”、“火葬”的大论战。

而如此超前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只发生在宋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清明上河图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禁民以火葬”，颁布了一道敕令，

“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

，这道敕令后被编入建隆四年颁行的《宋刑统》中；

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九月，监登闻鼓院范同上书宋高宗，他认为

“今火葬之惨日炽，事关风化，理宜禁止”

，建议朝廷

“拨地令贫民葬亲”

，杜绝民间火葬。宋高宗赵构接受建议，并

“申严法禁”

。

然而事实上，自宋太祖开始，两宋王朝多次颁布禁令以求禁止火葬，但无法杜绝这种社会习俗已经成风的现象。

北宋时期，火葬主要盛行于东京汴梁和河东地区，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关于火葬的记载，比如山东、蜀中、荆湘、闽浙、岭南等，虽然比不上都城汴梁，但在当时绝对是一种挑战世俗的行为。

到了南宋时期，江南各地的火葬一度盖过了传统的土葬，成为当时盛行的社会习俗。

宋高宗开始，两浙路（即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一带）就成为火葬最为盛行的地区；自宋孝宗以后，蜀中的火葬大为盛行，而成都更是引领蜀中的火葬之风；此外，岭南的广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湘南路也都风行火葬。

宋朝地图

当时宋朝还非常流行一种名为“荼毗”的火葬法，施耐庵的巨著《水浒传》中第25回的武大郎和第51回中沧州知府的小儿子，死后在棺材内火葬，就是“荼毗”的一种效仿。

火葬的盛行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丧葬服务：城市中出现了“化人场”，只提供火葬服务；南宋的临安城中还出现了类似“殡仪馆”的服务机构，设有专门的房间供人存放骨灰罐。

两宋时期的火葬风气是不分贵贱的，这已经对传统的土葬礼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逼得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妥协。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户部侍郎荣薿指出：

“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

，并向宋高宗提出建议：

“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人死亡，姑从其便。”

急于纠正社会风气的宋高宗，同意了他的建议。

虽然南宋朝廷的

“松火令”

仅限于

“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

，但这不得不说，在封建礼教的重重的重压下，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南宋临安皇城

那么作为程朱理学衍生地的宋朝，原则上更应该是坚守理学、对世俗异端打击最深的朝代，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挑战社会伦理道德，而儒家士大夫却无力禁止的火葬现象呢？汪郎以为，这和宋朝本身的社会特性有关。

首先，佛教在宋朝的本土化、世俗化，使宋人已经接受了佛教的理念。

《东都事略》中记载：

“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

，这里的“夷法”就是佛教提倡的火葬。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为了能够生根发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经历了南北朝的佛法弘扬，隋唐时期的本土化，到了宋朝后佛教已经成为和儒家、道家并列的三大教之一。

佛教的本土化、世俗化后，它的思想和丧葬方式不再为世人所抵触，也为人们所乐意接受。宋朝《搜采异闻录》中记载：

“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

实际上，两宋时期火葬盛行的地方，也是佛教活跃的地方：都城汴梁在宋徽宗时期有寺庙600余座，两浙路更是被称为“东南佛国”，临安在苏东坡的笔下是“钱塘佛者之盛，盖家天下”，蜀中、岭南、荆湘也是佛教盛行之地。

寺庙

其次，传统的土葬观念讲究厚葬，昂贵的土葬费用导致百姓无力承担。

《周礼》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传统的土葬讲究厚葬，在儒家的这种“入土为安”的观念下，这才是后辈子孙孝顺的真正表现。但是这样一来丧葬的花费巨大，对于普通人家来说难以负担。即使是士大夫之家，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而火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财，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只要有钱，不仅可以在丧礼上大方的讲究排场，请僧道做法事，还可以避免官府追究奢侈之罪，最后还能博个“孝”的美名。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火葬能使他们免去举债治丧的后果，出殡后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这也就导致火葬首先在平民阶层尤其是穷苦人家流行开来，

“贫下之家，送葬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

然后，宋朝政治上崇尚宽厚的治国理念成为火葬的背后推手。

宋朝自建隆三年开始颁布“禁火葬令”，直到南宋灭亡，期间虽然多次禁止火葬，但收效甚微，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赵宋皇室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宽容放任的治国态度，并没有真的严令各级政府部门执行，更多的还在于各地百姓的自我约束力。

《宋史》记载：

“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宋朝的立法非常严格，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却较为宽松。宋朝以仁治天下，间接为火葬的推广打开了方便之门。

古代汉族丧礼

最后，两宋受到土地资源限制，因人口激增过快，导致地少人多的矛盾更为突出。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宋朝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因为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却成倍增加，导致

“地窄人多，不能遍葬”

的现象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

在当时，为了维护儒家“入土为安”的丧葬宗旨，禁绝火葬以实现百姓死后有葬身之地，义冢制度也就成为两宋王朝推行的主要国策。

然而随着土地私人拥有制进一步深入，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更加突出，义冢制度收效甚微，

它成为两宋统治者“推行土葬而不成，禁止火葬而不绝”的最根本原因。

在火葬最为盛行的汴梁河东路，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

南宋人俞文豹的质疑也为火葬的盛行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耕织图

当然，两宋的火葬盛行，在当时已经严重挑战了社会伦理道德，踩到了儒家的尾巴，引发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强烈不满，指责火葬是大逆不道之举，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改变这一局面。

只不过，士大夫们的痛斥并没有起到作用，改变不了火葬的盛行。

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严厉禁止火葬，使其不能在宋朝的基础上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进而普及整个社会，但却也无法完全根除火葬的习俗，个别地方依然存在着私自火葬的风俗。

明朝亡国士大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永康县的八种弊俗，其中有一项就是火葬。

到了今天，火葬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可有谁又能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我们先祖的观念就已经领先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