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自己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每个人能从电影里得到一种力量

2017年，拍我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之前，我就想做一个关于职场、关于年会的喜剧。

我一直喜欢用“上班”这个词，我觉得“上班”是中国人很主流的一项生活，上班的人也是我们社会上很主流的一拨人。很少有中国人真的完全不接触职场，不跟职场产生任何关联。

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他们在工厂、国企、事业单位上班，到了现在变成私企、大厂，本质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做影视行业、做自由职业的，也得面对甲方，也得跟平台去沟通。我们每个人一天得有一半时间，都是上班或做着和上班有关的事。

早年还有导演拍过一些跟上班、跟单位有关系的电影，但近些年这样的题材逐渐少了。尤其是喜剧类的，大家似乎很少直面工作上的这些事、这些压力。当时我就想，这么主流的故事，为什么很少有电影去讲这个？

2017年互联网上，年轻人对工作压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吐槽大会》等脱口秀节目中，关于上班的吐槽越来越多。我觉得“上班”很有可写，也会有共鸣。

筹备《年会不能停！》前，我们做了很多采访、调研，和很多打工人、上班族聊天。在采风中我发现，大家其实不怕苦不怕累，他们抱怨加班、抱怨领导，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背后，真正受不了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不公正、不公平，为什么我努力干完了工作，没有得到承认，我的成果被那个最会汇报的人抢走了？

还有一个是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困惑，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因为恰恰是这个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工作到底是怎么转化的，很多人干了半天，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现在说躺平、摸鱼，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有这些时间不如干一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在理性上，我知道它有，但它没有直观的反馈，这是打工人心里最痛苦的地方。

就像电影里的胡建林，他原来是个工人，在工厂里制造一颗螺丝钉，只要质量好、数量多，就能达成自我实现，但从标准件厂到集团大厂，经历了价值观的冲击，有了失衡感。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这只是时代的必然性。

■胡建林（右）和马杰克

《年会不能停！》经历了一个艰难生长的周期。自2017年开始到2022年落定，电影剧本创作历经5年，中间发生诸多变化，故事演化了很多版本，我们推翻了很多稿，甚至有一些稿，已经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了。

它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年会始终都在，贯穿整个故事。我上学的时候，每年到元旦这天，每个班都会搞元旦联欢会，它是一个让大家沟通感情的机会，很温馨和轻松，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这样，它们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温暖的时代感受。

如果把它转换到一个企业里会怎样？其实年会是一个企业在时代变化中的标志，从年会中管中窥豹，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厂子是什么样的风格，到现在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它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时代变成了这样，所以“年会”在电影里是有象征意义和作用的。

它也有一直在变化的内容，故事主线的人物故事一直在调整，剧本有多个迭代版本。比如最早剧本只设置了一个主人公，讲一个要被裁员的年轻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参加年会。

2019年到2020年中间的一两个版本里，庄正直（王迅饰）的故事曾是电影的主线。它讲这个人为了给厂子伸冤，跑到集团结果被坏人赶出去，身上的东西都丢了，没办法生存，他只能潜伏回集团里，偷偷假装上班，偷吃偷喝伺机找董事长说明情况，最后混进年会，在年会上表演。

那版故事是我受一个新闻影响：北京某个互联网大楼卫生检查时，才发现有个流浪汗已经在写字楼里偷偷住了一个月。原来这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工具间，白天把门反锁，晚上出来活动，茶水间有吃有喝，他还找到地方洗澡，一直没被人发现。

我看完这条新闻很震撼，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大企业里生活、工作，系统看似严密一环扣一环，但其中却也有缝隙。当一个人足够聪明和运气好，他完全可以在这个缝隙里生存又不被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完全可以假装是它的员工，根本就没人知道。

只不过这条线我始终觉得不满足，它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写到后来，我发觉它和我原本想表达的东西不太一样了。

我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是，一群被这种体系磨平棱角和希望的人，如果能坚持住自我，坚持住希望，总有可能重新获得一个机会。

我给《年会不能停！》写了一个蛮有希望的结尾，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吐槽都是在呐喊和求助，真正绝望的人什么话都不会说。当我们面临一个不喜欢的环境，或者身处困境时，大家骂它、喷它、吐槽它，他一定还在内心深处还存在某种希望，希望生活变得更好，希望眼前这个局面能够得到改变。

就像《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它没有许诺任何人，最后会飞黄腾达，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未来到底是不是梦？但是我能发现自己的意义，能让我的生活有希望。我希望观众从电影院出来，他能把身上的压力卸掉一部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可以笑着、鼓足勇气再去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