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文人为何崇尚物质生活？

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空前混乱分裂的时期，社会动荡，伦理意识单薄，称得上礼崩乐坏。自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定都了五个王朝，即后梁、后唐、后晋、东汉、后周。

公元907年，朱温灭亡唐朝后，在中原地区修建后梁，在东京定都开封政府，此后王朝陆续更迭，战乱不断，而中原以外的地区也有政权割据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滇、南汉、南平、北汉等10多个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归纳为10个国家。

从唐朝灭亡后到北宋建立之间的混乱，便被称为五代十国。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不难看出，五代十国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乱字，乱到这个时期在历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

这场由唐朝的藩镇制度引发的灾难，对中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作为政治上的中流砥柱的文人世族首当其冲受到打击。

一、同室操戈，文人放逐

1.礼崩乐坏，日月无光

在五代之前，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唐朝。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万国来朝，一派大国气象。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鼎盛时期。

而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那些由于藩镇制度下的节度使，个个有兵有马，再也不听中央的调遣了。因此节度使们开始目无法纪，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还出现了叛乱的情况。

这个帝国就在节度使得蚕食下被瓜分殆尽，从而迎来了后续的割据混战。在军阀混战的时期，力量就是王道。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如是说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五代的帝王们，基本上都是依靠武力夺权，并且个个在位的时期也不长，很多时候位置还没有坐热，又被其他政权拉下马，最短的人只坐了十个月的皇位。这个五个朝代的统治平均时间为十年，最短的四年不到。

五代持续了72年，在历史的角度看，称得上短命，但是就是这短短七十年却更替了五个政权可见这一时期的时局有多混乱。

对内，皇室之间同室操戈兄弟父子直接互相残杀，对外是连年征战，耗财费力，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两脚羊”以人作为军饷。

《新唐书》记载：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可见这一时期的残酷与黑暗，人命在野蛮的统治者眼里如同草芥。

2.白马遗祸，可悲可叹

中国的文人在汉代以后多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以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为自己的职责。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为权势折腰的气节。

大多数文人都是寒窗苦读数十年，就为了能为国家做贡献，展示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而历朝历代也始终重视敬重文官，而对武将颇有压制。

但是五代是特殊的，这一时期各种规则被打破，皇帝更是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换。没有稳定的统治，文人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加上当时的统治者个个都依靠武力，手下的人一大半都是带兵打仗的，文官难以立足，只有一些和兵粮钱相关的文官在当时能受到朝廷的重用。

儒家的文人风骨除了拥有高尚的政治理想之外，还在于儒家的伦理纲常，也就是常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有别，父慈子孝。这样和谐的伦理关系贯穿整个中华文化，也是文官立身的根本所在，礼法道义从内心制约着文人大夫。

即使上位者想杀兄弑父，都得三思后行，如果真的做了有悖纲常的出格举动都要在史书里不断美化为自己找足借口。

但晚唐五代时期，在政权交替中，产生了无数违背伦理纲常的事情，父子相残，同室操戈都已成为家常便饭，没人再想着去粉饰美化，皆习以为常。有人认贼作父，甚至有人愿意为了权力利益去充当别人的儿子。

例如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引狼入室，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他用燕云十六州换来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臣称儿，甘当儿皇帝。

知远曾说:“以金帛赂之，称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过，许其土田更是大患。”这样认父，认儿的行为在当时不胜枚举，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耻的三姓家奴，并且对待普通民众的残忍行为，也违背了儒家的“仁”。

再加上权臣朱温受到幕僚的撺掇对晚唐进士的大清洗，将三十几位大臣抛入黄河，一时之间文人人人自危，史称“白马之祸”。这些藩镇权势因为往常被文人世族强压一头，对文官的痛恨由来已久，在夺权后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迫于生存，迫于时局有些文人抛弃了风骨放弃了名节加入官场开始自甘堕落，一些文人眼见仕途无望转身沉溺温柔乡，夜夜笙歌，这便是五代文人集体堕落的开端。

二、风骨破碎，物欲横流

1.鲜蹈矩，违常伦

唐代的文化鼎盛，文人心态的自信催生出了豪迈大气的文学作品，文人们也在读书上用功进取，期望考取功名建立一番自己的事业。

晚唐五代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政治的黑暗，文学大大地受挫，文学废坠，举笔固文者寥寥无几。文人的精神气也逐渐丧失，豪迈与自信不再，连考取功名都不是因为志存高远，而是因为金钱与淫逸。

再也无人写出李白这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成为常态。

后来的欧阳修再回顾这段历史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欧阳修他指出了生逢五代是士人的不幸，想让士人保存其名觉的人太少了。

从当时的取士制度就能看出来，比起唐代的科举五代的科举显得尤为简单，因为当时的人对艺术已经没有太多追求，对文章的造诣不高，但是对填空背诵反而精通，因此五代的科举顺应了当时文人能力的变换，注重填写背诵的考试，而对写诗歌放得很松。

《贡举部》里面记载道：“因敕进士帖经通三即可,五科试本业后,对策全精即可,诸经学帖经及格后,于大经凡问五义……其理通三即可。

可以看出五代的科举对文人能力的要求一再变低，体现出了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教育情况，五代的文人对文化艺术的漫不经心，导致整体文化水平的降低。

在当时的科举中，走后门，行贿等令人不耻的行为也层出不穷，当时的朝廷也没有多加管制，导致这样违规的行为十分猖獗，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文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和气节，做出不少历朝历代罕见的举止。

例如公然行贿，倚仗权势作弊走后门拿官位，底层人即使有不满也无从申诉，朝廷已然自顾不暇，没有什么精力来管文官的事情。

北宋大学士欧阳修在《新唐书》里面也发出了：“五代士人鲜蹈礼义。”这样的感慨，意思就是说五代时的文人并没有几个是遵守着常理的。

《贡举部·谬滥》是这样描述五代的科举考试的“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贿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做官何须事业。’”

大意是行贿走后门，已经成了公然的举动，中举也不需要读书，做官也不需要再干出一番事业。这反映了当时大环境的黑暗。

由于文人精气神的丢失，其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变得十分“俗气”，尤其是加入了官场的文人由于仕途有限，并没有什么野心。而在享乐这方面玩出了属于自己的花样。

2.骄奢意，纵形骸

在五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享乐之风盛行，曾经的精神支柱儒学的失坠，让当时的文人找不到精神的寄托。词为失意急于寻求寄托的儒家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下的文人士们开辟了另一条吐露真情的道路。

这种感情不同于以往修身治国齐家的高雅志向，而是着眼于世俗生活以及个人私情的反映，尤其是西蜀的“花间词”尽言“闺情和花柳”。

而闺情和花柳的来源地，便是纵情享乐之地——妓院。当时的文人留恋妓院，甚至在府中豢养歌妓伶人，招朋引伴，饮酒作乐，留下了不少的风流韵事。五代十国时期混世之风盛行，南唐名臣韩熙载眼见功名无望，家国破碎山河动荡，心中失望。

开始了犬马声色的享乐生活，后房蓄妓多达四十余人，一首《杨柳枝》看似描写歌妓之情，却似有自己内心淡淡的忧思：“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绝，留取尊前旧舞衣”。这样的转变，对文人来说既是无奈又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沉溺享乐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在《韩熙载夜宴图》便生动地描述现了韩熙载在府中的浮薄行为。图中描绘出韩熙载与宾客、诸伎混杂，放纵宴乐，饮酒无度。在画中有人袒胸露背坐于塌上，有人和歌姬厮混场面香艳。

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的享乐之风已经极为盛行，士大夫在享乐这方面已经毫无节制。南唐国主李煜则更不用说，在南唐国沦为北宋附属之后他便彻底沉溺后宫声色，饮酒作乐。

五代士大夫除了养妓女作乐之外，其物质生活也日渐糜烂，相较于五代普通百姓悲惨的生活，五代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则极尽享乐，后世的人甚至难以想象那样的画面。

因为在正常的封建社会中，这些行为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哪怕是贪官污吏例如和珅都只能偷着乐，直到被嘉靖抄家才发现他富可敌国。

三、总结

作为有儒家风骨的文人他们的转变不是一时就形成的，五代文人的转变受大环境影响很多。

社会的动荡，朝不保夕的生活，以及藩镇幕僚对大家世族的仇恨，都加速了五代文人的堕落。他们不再受重用，甚至屡受迫害，三纲五常在五代时期也支离破碎。并且山河飘摇，朝不保夕，他们眼见入仕无望便选择及时行乐自我沉溺。

也有一部分文人主动抛弃了文人风骨，自甘堕落，攀附权贵。

而他们的转变也造成了文学质量的断崖式下跌，对中华文化带了一定冲击。但在这一时期的词曲开始在烟花柳巷之地盛行，也为宋词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随着历史齿轮的转动五代时期奢靡的生活，败坏的纲常，随着赵匡胤的黄晔加身，也渐渐消失，天下大定后最终文人还是回到了君臣之道的轨道上来。